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书评 | 城与邦

作者：罗热（现求学于京，研究兴趣：政治思想史。）

1、战争史中的起因解释问题

1947年，在反思和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时，著名的战略史家爱德华·卡尔以某种似曾相识的口吻指出：“到1936年底，那些对1919年的安排心怀不满的国家已经宣布不再接受这一安排的任何限制；现在它们宣称有权报复，并暗示以战争为一种选择。” 在卡尔看来，这场在当代世界最大的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无疑不是苏台德危机或德国入侵波兰这些作为“触发因素”的突发事件，而是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的惩罚性限制与德国的不满。

卡尔作为当代史家对当代大战的回顾，虽然更多不是面向“自然必然性”做出的慨叹，但他着眼于战争结构性原因的论断，仍然为战争爆发的历史解释“召回”了一个在传统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对战争史或政治史家而言，在纷繁芜杂的事件构成的“过去”之中，战争与其爆发原因的关系，究竟只是事件性的因果关系，还是必然包含了有待揭示的结构性动因机制？除了战争与动乱在人的自然层面上的必然性解释，是否存在从既有事件序列中找到这种机制的更具体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针对当代两场“最伟大”战争做出的“以史带论”的概括，同样适用于“自然的必然性”对“属人事物”占据支配地位的其他时代。

从卡尔召唤的问题视野出发，唐纳德·卡根于1968年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可以被我们视为对解释战争起因问题的一种响应。尽管这本著作讨论的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卡根为自己设置的论域，仍然面向着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在本书导言处，卡根就明确将对战争“必然性”的考察与历史学家研究战争起源的态度区分开来，他认为，必然性解释本身是一个封闭性的“形而上”命题，因而无法对时间与事件进程中的人保留开放性的态度，而对力图在各种极端情况之间寻找“中道”的历史研究而言，这种态度恰恰是形成可靠原因解释的关键。卡根将这种历史解释的可靠性落实在“对时间点的选择” （2014：4），在他看来，恰切的时间点选择不仅是解释事件序列与战争爆发的因果关联的“适度”体现，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在开放性的事件序列和“不受人力控制的因素”（卡根，2014：398）集中展现的战争进程之间做出精确的分辨，从而回到那些决定性事件生成的根源和机理（如三十年和约，卡根，2014：5），审视那些为事件中的人们力所不及的因素如何左右了他们行动的背景。

卡根对战争史研究本身的思考，并非无中生有。之所以针对战争起因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构成了这本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著作绕不开的“合法性问题”，是因为它最重要的来源和对象——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自身就存在事件性的特殊原因和“真正原因”两条在后世看来存在纷争的解释线索。正如卡根和其他研究者反复提及的（卡根，2014： 381-391；Grundy,1948: 322-330; Sealey,1975: 90-95），修昔底德至少提到了两类战争起因，一类是广为人们公开谈起的（spoken of openly）、构成战争“敌意”（grievance）的原因，一类是最少被人谈起的（least spoken of）、但是战争根本的（underlying）、真正的（the most genuine）原因；前者在《战争史》的文本中指的是由科西拉、波提狄亚、麦加拉、埃吉那等城邦引发“敌意”与“不满”（aitiai）的冲突性事件，后者则明确指“雅典人权力（dynamis）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Pol. I.23）。

在这两类深浅有别的原因解释之间，不仅哪一类原因构成了战争解释的最终答案成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在不少学者看来，修昔底德对隶属于第一类原因的事件序列的叙述与建立在雅典和斯巴达两极“权力”关系之间的“真正原因”，存在不少自相矛盾之处（Rhodes, 1987:156-157）。针对这些或显见、或“少被人谈起的”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研究者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发展出了一套文本“断代”的解释技术，他们指出：由于《战争史》是长期写作的产物，因此在文本出现的两类原因解释，应当是修昔底德写作过程中逐渐深入形成的早晚两个时期版本的结果（Rhodes, 1987:158; Romily, 1963:5-6）。于此同时，也有学者质疑这些断代史成果相较修昔底德本人叙述的有效性，强调在将《战争史》第一卷当作一个完整部分的基础上，对修昔底德叙述中的矛盾做出有根据的猜测和解释（Romily, 1963:311-343）。这样看来，无论是采取何种基于修昔底德文本的方法，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解释似乎只能是一件非此即彼的工作。

然而，在将“时间点的选择”锚定为研究目标的卡根眼里，这种困难，并不是在根本上无法解决的。在全书结论部分的相关讨论中，卡根仅用极短的篇幅就结束了关于“断代”技术和或可戏谑地转译为“读者心理障眼法”的传统争论（卡根，2014：380-391）。对他来说，寻找“时间点”的最大困难似乎不在修昔底德《战争史》文本内部，也不源自围绕文本问题产生冲突的研究传统。从面向事件的开放性出发、探究战争爆发以前事件序列的关键“时间点”，本身就意味着：是真确性的“事件”以及事件与人的相对关系，而不是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根本原因”与事件序列之间的隶属关系解释，才是“历史研究”首先关注的对象。在基于事件、场景与人的坚实揣测中，不仅为当事者人力不及的临界点能够得到有根据的限定，甚至研究材料提供者本人的具体论述，也可以依据那种开放性的揣度甄别出虚实短长。卡根的研究充分证明，尽管他的叙述在次序和篇幅上与修昔底德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但他的关切最终不是“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说了什么”，而是“雅典人、斯巴达人、波斯人、科林斯人、波提狄亚人、马其顿人、埃吉那人等生活在政治中的人在前481－431年做了什么，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身就存在事件性的特殊原因和“真正原因”两条在后世看来存在纷争的解释线索

2、通过事件重构起因：卡根的方法实践

卡根对战争起因的探究，首先集中在他对前435－431年种种导致战争的“直接原因”的事件陈述。之所以卡根轻易地在结论部分“跳过”了方法和研究技术上的分歧，正是因为他把技术问题还原到了事件叙述的问题之中。按照通常的方式，卡根列举的直接起因包括了伊庇丹努内乱、科西拉与科林斯的争端、麦加拉法令和波提狄亚叛乱，但有所不同的是，卡根并不把这个事件序列视为一个偶然事变推动的、使雅典就此走向全面备战的“多米诺骨牌”；并且，它也不是伯里克利或某个雅典“利益集团”基于团体或个体的经济、政治利益主导的进程（卡根，2014：258-260；280）。相反，卡根认为：从内乱爆发到波提狄亚叛乱，伯里克利和雅典对事件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都是基于有限的目标。雅典在科林斯与科西拉冲突后选择与后者结成防御性联盟，是在当时的内外形势下维系制海权和防止在技术上违反三十年和约的折中选择（卡根，2014：261-262）；而麦加拉法令的颁布，则是为了惩罚这个践踏了雅典人圣地、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背弃自己的城邦，迫使其在可能降临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倒向自己，同时尽量避免斯巴达人对自己的忧惧（卡根，2014：284-290）。尽管在政策的实际效果方面，麦加拉法令和之后雅典对波提狄亚的处理使其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事、政治威胁骤然跃升为“心理上的威胁”（卡根，2014：291；307），并不审慎，但从伯里克利的动机和雅典国内政治的环境来看，伯里克利这位雅典民主政体领导人的各项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风格上折中均衡的连续性和目标上谨慎有限的特征。而且，直到雅典人在波提狄亚叛乱中表现出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归纳的心理－政治威胁特质、并最终给予斯巴达主战派这件强大政治武器之前，“战争依然可以避免”（卡根，2014：284）。因此，卡根实际上提示我们：战争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任意一方、尤其是雅典一方刻意谋划的结果，而是由一个恰巧发生在前435年的事件和科林斯这个地位独特的城邦，在雅典和斯巴达各自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延伸、并最终实现的“自我暗示预言”（卡根，2014：261）。换言之，即便是这个“预言”确实推动了战争爆发因果链条的转动，整个事件链条仍然是可逆的。

在这个最主要的事件序列叙述中，卡根立足于雅典、斯巴达国内政治的视角以及他对当时邦际政治的形势判断，不断试图与来自文本内部的事件解释和“过于”脱离文本、史料的事件解释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性，紧密体现在他对事件序列的叙述安排中。例如，在描述雅典在伊庇丹努争端中倒向科西拉之前，卡根特辟一章讨论了科西拉和科林斯介入伊庇丹努的动机。除了引入科西拉和科林斯的历史争端、从而排除科西拉起初不予干涉殖民地内乱的政体原因解释，这一章在事件链条叙述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否决了博蒙特关于科林斯与科西拉向西贸易扩张的论点（卡根，2014：230-232），从而为后一章批驳相似的康福德的经济观点（卡根，2014：258-260）提供先例。又如，在麦加拉法令的过程叙述中，卡根也相当谨慎地依靠他对伯里克利动机的判断，从而将Grundy和Sealey等人强调的雅典贸易利益动机从麦加拉法令的政治性制定过程中排除出去。虽然在麦加拉法令分析的最后，卡根用极短的篇幅点出了这种叙述－判断的有限性，并将那些仍与自己处于论争中的论断归于修昔底德“的手段、写作目的和哲学观念”（卡根，2014： 291），但在结论部分，卡根又一次回到了那些观点的评述。

正是在这一部分的观点评述里，卡根点出了先前对于修昔底德的文本研究在方法上的要害。卡根发现，通过引入文本断代对修昔底德两种战争起因论述的分析，极有可能导致将“雅典人”（Sealey）或“雅典帝国主义”（Romily）的（有意的）权力扩张事先代入对事件序列的重述和解释。比如，Sealey基于《战争史》文本字义的考辨，与他对雅典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的论断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用卡根的话说，Sealey“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解释，很可能是因为他坚信雅典应当对战争负责”（卡根，2014：389）。因此，尽管Sealey饶有启发地将修昔底德“早期”的叙事方式与希罗多德的“线性因果叙事”进行关联，但过于“前历史”的文本理解，仍然导致他无法回答“雅典人究竟何利可图”这个修昔底德本人也未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通过事件关系的安排和重述，卡根事实上将修昔底德笔下的两类原因在叙述中的矛盾（以及后人以文本研究的方式进行的弥合、重释），放到了以政治事件和开放的政治选择辨析为中心的“时间点”确认过程之中。这样，他就能以具体的政治情势和仿佛身临其境的、“现代进行时”的判断，对修昔底德的文本本身进行甄别。只不过，在这个判断并重建事件关系的过程中，卡根也并非没有关于“深层原因”或“真正原因”的工作前提。

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至少，在卡根看来：伯里克利这位雅典民主政体战前领导人的动机和经略不同于庸俗、躁动的雅典主战（扩张）派；与对外政策领导层的状况相关联，雅典在战前的种种抉择都是直接针对它与科林斯、麦加拉和波提狄亚等国的关系，而不是有意将权势增长的矛头指向斯巴达；与雅典国内政治状况类似的是，战前权力天平的另一极斯巴达也存在一部分审慎稳健、力主维持三十年和约的执政者。不过，这些预设仍然只是卡根进入事件叙述之前的基本预设。或许仍待考察的问题是：支撑起卡根战前事件序列叙述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深层原因”与修昔底德的“真正原因”关系何如？这些深层原因在什么意义上推进我们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认识？正是上述问题，邀请我们进一步追问卡根本人的历史－理论判断。

3、修剪“自然必然性”的三种视角和依据

我们或许可以粗泛地指出：卡根的工作前提，是政治史的前提。这样粗略归结的意思是，卡根对战争爆发“深层原因”的动因机制分析不是国际关系式的结构－行为分析，也不是经济视角下的扩张－回应分析，而是基于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中心城邦国内政治、隶属力量乃至权势调控机制的历史分析。在战前直接原因序列中与两国开战关系密切的科林斯，也是这个深层动因机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从卡根对前481－435年的历史叙述来看，这些根植于政治史的“深层机制”在战争爆发以前的50年内，经由一些决定性事件形成。并且，在不同标志性事件开辟的不同时期，这些机制的运作状况存在不同。虽然在开端上，卡根的叙述将塞斯托斯战役和前478/477年提洛同盟的缔结，视作雅典“崛起”、走上与斯巴达及其同盟竞争希腊世界政治领导权的起点，但在卡根笔下，修昔底德关于“深层原因”的判断只在前478/477－446年订立的时段内契合“雅典人的权力增长——斯巴达人的恐惧与回应”这个战争的动力机制，前446年三十年合约订立、宣告第一次战争告终之后，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实际统治者都回到了一度在战前稳定生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尤其对这一时期的伯里克利来说，雅典国内政治的竞争和帝国内部的叛乱已经成为他面对的最大问题，而雅典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埃及作战的失败，也使这一时期的主流政策倾向于限制“权力过度扩张”，谨慎地与斯巴达维持合约提供的和平（卡根，2014：378）。

卡根对修昔底德“深层原因”的修正，依据的首先是斯巴达和雅典两国政治精英的关系。之所以卡根在战前事件序列的描述中始终凸显伯里克利作为真诚、慎重民主派的形象，与这一点息息相关。在卡根眼中，慎重、欲求和平、规避与对手冲突的伯里克利不是雅典帝国的个例，而是斯巴达和雅典两国政治精英调控机制在战前的一个缩影，而这个机制尽管在前462年希洛人叛乱引发的“外交关系革命”之后曾一度中断、并最终不可逆转地将两国引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但自亲斯巴达的客蒙放逐地米斯托克利以降，到前451年、前446年双方和约的订立，再到伯里克利在战后公开继承客蒙的人事关系和对外方略，两国似乎总有一群作风相近、欲求和平的政治精英，承担了调控两国“权势——恐惧”动力的功能。在这里，卡根虽然没有在古典政体论的意义上深入双方政体类型的区别，但他确实通过具有共性和良好个人关系的政治精英，将这种政体差异的分析，转向了针对两国政治精英的观念、决策和行动在国内政治中处境差异的分析。

在卡根看来，科林斯人在斯巴达演讲中对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性情做出的描画固然重要，但在两国对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调控中，对调控成败施加支配性力量的动因是政治－决策体制和变化中的派系力量对比。尽管像客蒙、伯里克利、阿基达摩斯这样熟捻希腊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政治家，总体上是趋于稳健的合作者和调控者，但斯巴达国内的主战派与代际差异，以及雅典政体中不断形成的“老寡头”或“新左翼”，总是会在特定事件发生的时刻以极端的立场左右这些政治家“做出选择”的前提（卡根，2014：214-219）。于是，对“权势增长”与其可能引发的“敌意”的调控，本身首先就意味着这些政治人物对国内政治局势的调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政体差异才真正被卡根带入“深层原因”的剖析。在卡根笔下，雅典政治领导权从德米斯托克利到伯里克利的代际传递，就是这种“深层原因”的表征，除了著名的陶片放逐和骤然发生的革命性事件（例如前462年客蒙援助斯巴达被拒），“各领风骚”的政治人物都试图在国内政治策略和对外方针两个很可能是彼此冲突的层面寻找平衡。伯里克利可以借助类似后世福利制度的公帑和外交事件突破客蒙对平民的庇护坚壁，但在获取政治领导地位之后，他又必须面在对两翼的反对派时，找到具体的、在民主政体中维持内外目标的策略；阿基达摩斯可以将希望寄托于赫托马里达斯那种老成持重者的说服，但在波提狄亚叛乱和盟友的申诉面前，他仍然要提防五名监察官这个“斯巴达外交部”与主战派合流的危险（卡根，2014：29-32；55）。是这些政治－决策机制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选择的关系，而不是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本身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事态是否得到有效的调控、或是在失态之后有多少通过“人力”恢复的可能。因此，卡根不是在寡头派和民主派党争的意义上，而是在精英调控机制与国内政治－决策体制的关系中看待现实中的两大城邦的。

在卡根的分析中，另一个为古典政体论演变分析所重视的要素，即社会基础结构的分化，也没有以传统的面目出现。前文已经提到，卡根拒绝简单接受从经济利益考量出发的战争起因解释，雅典海军势力的增长、对盟国征缴贡赋的增长以及由此导出的金钱－海权－帝国主义扩张解释，乃至“比雷埃夫斯港集团”这类趣味横生的观点，也因此不被卡根看作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源起的关键。关于社会基础结构，卡根只是在分析波斯战争后的形势时，粗略地提到其分化的缘由。在卡根的叙述中，斯巴达社会的基本冲突始终是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矛盾，尤其在前462年的“外交关系革命”中，这种矛盾的尖锐性和决定性最能凸显（卡根，2014：78）。而在雅典方面，这一矛盾似乎始终是不明确的，或者说，在卡根看来，这些社会基础结构的问题始终没有撑破伯里克利对雅典帝国内部权势关系的调控。“雅典帝国”在前446－435年间虽然内患重重，但无论是对萨摩斯叛乱的打击、还是在图利和色雷斯建立殖民地的努力，甚或是对公民资格的限制，都不是社会基础结构分化的表征，而毋宁说是伯里克利收缩扩张、维持帝国安全和有限性目标的一种体现（卡根，2014：206）。卡根强调，并不是每一个帝国都是贪得无厌的。雅典帝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巩固，恰恰是在总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基础上，对修昔底德所说的“真正原因”进行的反思和自我调整，因此，他没有把社会基础结构分化的起源置于自提洛同盟开端以来的分析中心，而是对这种沾染“自然必然性”气息的问题存而不论。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卡根对前446－435年雅典帝国性质的分析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如Sealey后来的批评（1975:109）可能隐含的意思，卡根在历史事件的回溯中寻找战争起源的做法，本质上仍可能导致继续不断向前追逐战争“开端”，直至逾越必然性与人力的边界，从而颠覆基于确切“时刻”的历史解释的危险。即便在卡根对“深层原因”的叙述中，确实存在着诸如科林斯、麦加拉这类介于“必然可为斯巴达/雅典人所控”和“必然不可为斯巴达/雅典人所控”的中间因素（卡根，2014：23-27），它们能从一个侧面为这种游走于“人力不能及”和“人力仍有选择”之间的做法提供模糊的支撑，但就卡根对雅典帝国的分析而言，这种限度感的把握，既有可能有效地排除僵硬教条的“自然必然性”对现代史学的僭政，也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削弱自己的方法，对一些至少在历史和理论意义上可以验证的“起源的起源”摆出“束之高阁”、不可触碰的姿态。

4、一个简单的小结

战争当然与人性中某种不变的东西相关，但战争使人“显现”出来的那部分人性，也不是单一的恶或纯粹的善。在这方面，卡根对战争起因考察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简单将欲望、利益或荣誉，当作分析权势增长与调控的深层机制和战前事件序列构成的表面原因的唯一动力。在由大事件序列组成的机制历史分析和小事件序列组成的战争爆发因果分析之间，卡根始终是基于雅典人、斯巴达人、波斯人、科林斯人、波提狄亚人、马其顿人、埃吉那人等等生活在政治中的人，以及与他们的欲望、利益、荣誉攸关的事情，完成事件性的因果关系和结构性的动因机制之间的拟合的。他部分推翻、并在大多数关键的时间点上绕过了修昔底德的论断，为后人提供了将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看成是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理论视野。他之于修昔底德，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类似于当代的战争史教授之于丘吉尔或李德哈特；他留下的，是一个交给前人的答案，而不是一个面向后人的问题。

参考文献：

l 【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l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l Donald Kagan, Problems in Ancient History, Vol.1, Macmillan Press, 1975.

l E.H. 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Macmillan Press, 1947.

l J. E. Lendon, “Athens and Sparta and Com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se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Pericles, Edited by Loren J. Samons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58-282.

l Jacqueline de Romi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Philip Tho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l P. J. Rhodes,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see Hermes, Vol.115, BD., H. 2 (2

nd

Qtr., 1987), pp.154-165.

l Raphael Sealey,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se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70, No.2 (Apr., 1975), pp.89-109.

l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Martin Hamm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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