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彭兰：重构的时空——移动互联网新趋向及其影响|清华新传考研
猫哥传播考研
【摘 要】：移动互联网是由终端网络、用户网络（人的关系网络）、内容网络、服务网络四个层面交织构成的，移动互联网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的影响，主要是基于这四个网络上发生的变革。从终端网络的发展趋向来看，在物联网等技术的推动下，未来将形成“人—物”合一的新时空。从用户网络层面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行为将呈现碎片化、并发性和再虚拟化等新特征。而在新的人与人的聚合模式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群将成为更重要的“生产力”，移动互联网也会将更多的线下“社会圈子”扩张为线上“圈子”。从内容网络层面看，公共传播模式和公共话语空间将发生进一步变革。从服务网络层面看，场景经济、数据经济和共享经济等，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的新思维或新模式。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碎片化；社会圈子；场景经济；数据经济；共享经济
移动互联网是由终端网络、用户网络（人的关系网络）、内容网络、服务网络等几个层面交织构成的，理解移动互联网构建的新空间，需要以理解这四个网络上发生的变革为基础，移动互联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影响，也是在这四个层面的变革及其交互作用中形成的。
一、终端网络：“人—物”合一新时空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不同于PC互联网的空间。它在物理上的基本构成单位——终端，与 PC 电脑这样的终端相比，有着更大的流动性（移动互联网与PC互联网的区别）。而这也使得映射在这些终端上的用户的行为发生的时空，变得更为自由这样一种时空实现了流动中的人的连接与聚合，也为流动中的人的需求的定向满足提供了各种可能。
但手机、平板电脑这样的移动终端，只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它们仍是传统互联网思想的延续，这些终端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与传递者，它们离不开人的控制。也就是说，目前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主要是以人为中介的。而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影响了信息的采集与利用的水平。
而在物联网的视野下，我们将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未来在各种环境中存在的一切物体，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智能的终端，它们可以自主地发送或接收信息，物与物之间也可以实现智能的连接与互动，而不再完全受制于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各种电器都能进行智能传感的“智能家居”将让他们直接感受到物联网应用带来的变化，但无疑，物联网将超越智能家居，而在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也带来全新的产业形态。
人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物体”，或者换句话说是一种“人肉终端”（这个说法在彭兰老师的《网络传播概论》里面也有体现）。而对于人体的信息及人的活动信息的采集来说，可穿戴设备就是重要的传感器。可穿戴设备可以自动采集人体信息（如体温、血压、脉搏等）或与个体用户相关的信息（如位置信息），将这些信息自动传送给相关的人或设备，这意味着人的状态更多地被“感知”。当然，由此带来的隐私泄露风险（负面影响）也将日益突出。
未来的人与他所关联的物体间，会形成一种如影随形的“共生关系”。从服务角度看，对于人这样的用户的存在状态与需求的衡量，将不仅仅是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变量或用户行为等数据，与人相关的物的状态、人与物的关系，也将成为描述一个用户的新维度。
今天的用户平台是人聚集的地方，而未来的用户平台，也将是人与物共生的平台。人们可以借助这样的平台，与自己的身体以及其他关联物体进行对话，而新媒体的信息与服务，也将建立在“人－物”二维体系的数据的分析基础上。物联网技术将使得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成为“人－物”合一的新时空，这个空间不仅是人与人的互联，还包含了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环境、物与环境等各种方式的互联和互动。
二、用户网络：新行为特征与新聚合模式
尽管在物联网的前景下，人会作为一种终端存在，并与物产生深层信息交互，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需要独立地研究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构将发生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影响，也体现在用户行为的变迁中，以及人与人的新聚合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变化。
（一）移动时空用户行为特征：碎片化、并发性、再虚拟化
移动互联网用户是在移动、变化的空间中随时随地进行着信息阅读、社交和其他活动，长期的浸淫，将使用户行为呈现出更多的碎片化、并发性，而 VR、AR 等技术则将带来人在新层面上的虚拟性。
1.碎片化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来说，媒体信息的消费，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各种零星的时间段，也就是媒体使用时间变得碎片化，在这样的碎片时间里，人们更倾向阅读短平快的信息。
另一方面，为适应用户的变化，媒体的传播也变得碎片化。因担心用户在手机屏幕上不喜欢长文章阅读，一些报道的篇幅也缩短，因而呈现出碎片化特点。另外，相对过去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完整报道，移动时代的媒体报道处于不断更新中，很多报道只能反映一个进展中的事物的某一个片断，这似乎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传播的碎片性。然而，信息消费的碎片化和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是否一定意味着用户阅读的浅层化以及思考深度的下降？
尽管短文章阅读越来越多，但今天移动终端用户并没有与长文章绝缘。2015 年，在本人与腾讯网“企鹅智酷”的合作研究“中国网络媒体的未来”（2015）中，企鹅智酷通过其网民调研平台，对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的海量用户做了几次大型问卷调查，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用户在移动端阅读长文章的频率，是“每月偶尔”或“基本不阅读”。但调查同时也表明，每天都会在移动端阅读长文章的用户占比 19.6％，每周偶尔阅读的比例是 28.2％。而吸引人们进行长文章阅读的题材主要是社会、文化、历史和人物等。这说明，移动用户并非绝对排斥长文章。读长文章还是短文章，主要还是取决于用户对内容或话题的兴趣和内容本身的特质。
即使越来越多的用户只是碎片化地读短文章，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阅读和思考就一定会停留在浅层。过去的纸质阅读所说的“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全基于媒体提供的信息来实现“深度”阅读与思考，但他们的思考其实会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媒体视角的限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可以在开放的、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中，主动地去寻找相关信息（包括他人的评论）并构建起对一个对象的认识框架与意义结构。当用户为了特定目的不断去延伸自己的阅读对象与阅读领域，那么即使他读的很多都是短文章，最终这些短文章也可能汇聚成深度的认识与思考。因此，碎片并非可以简单与浅阅读和浅思考划等号。
对于碎片化传播产生的种种担忧，典型地代表了新传播技术出现时所引起的不安。当原初的口语传播时代被文字时代所替代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对文字传播的批评甚至延续至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曾指出“字母是一种视觉碎片化和专业主义的技术”，（麦爷爷的名言）它将导致“一片已分类数据的荒漠”。他还批评印刷品提供的传播渠道是狭隘、线性，甚至支离破碎的。而作为对比，口语主要是人的面对面传播，它伴随着手势和身体接触，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听觉。如果说传播的理念是一种灵魂的交往的话，那么文字只能说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影子。他也因此把电视所代表的“电子时代”看作是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并为此欢呼。但现实却正如《信息简史》作者詹姆斯 · 格雷克所指出，人们并没有怎么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原初口语文化的世界，直到 20 世纪，当各种传播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时，那种不安和怀旧才再度抬头。（名言）
类似地，在电视兴起之后，很多人也对电视传播对文字传播的冲击表示了担忧。尼尔 ·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更是集中地对电视时代的娱乐化倾向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个表述很好，可以用讲述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化）但是，现实是，电视文化并没有使印刷术退至文化的边缘，而电视也并不只是带来娱乐化的内容。过去几十年的媒体娱乐化，也并非只是发生在电视领域。
尽管每一次新的传播技术变革都会伴随着这些担忧和质疑，但是这些技术也在不可遏止地推进。它们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影响，也许不是简单地用“进步”或者“退步”可以评判的。
除了信息传播与消费的碎片化外，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行为也可能越来越趋向碎片化。正如人们所感慨的，移动终端把人们的一切时间变成了碎片时间。人们的行为也是在这样的碎片时间中进行。这与人的行为另一个特性——并发性紧密相关。
2. 并发性
移动终端越来越“无所不能”而又随时可得，人们在同一时空里可以做的事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人的行为的“多道并发性”。移动终端使得越来越多人“一心二用”、“一心三用”，就像计算机并行处理多道进程一样。
然而就像计算机在运行多道进程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样，人的处理器——大脑在多道任务中不断跳转进行处理时，也许同样会发生“内存”和“CPU”等资源不足甚至“死机”的现象。尽管看上去短期内有些用户的潜力会因此被进一步激发，但长期的多道并行处理，也可能会使用户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处理任务的效率反而下降，也可能导致人的记忆能力减弱。
美国学者克莱 · 舍基是一位新媒体的研究者，也是新媒体方面的教授，但他近年来开始在自己的课堂上禁止使用电子产品，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结论称，多任务处理并不能锻炼出在多种任务之间切换的能力，经常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人难以选择到底该专注于哪个任务，效率反而可能下降。
多任务处理常常会带来信息过载。有神经学家指出，信息过载会触发大脑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还有记忆方面的专家指出，记忆需要固化才能转变成长期记忆，而固化会受到任务切换的影响。如果总是多任务处理，记忆固化就难以形成。
要对多任务处理对于人的大脑、心理以及完成任务效率等的影响做出明确判断，还有待更大规模、更深层的研究。但“并发性”这种行为特征，必将会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行为的常态。
而对于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者来说，他们更多地是在争夺某一时空下用户大脑的“多任务处理系统”中的有限资源，获得用户“脑力资源”的挑战变得更大。
3. 再虚拟化
互联网的初期，人们沉醉于虚拟化的生存，在这个阶段的虚拟化，更多地体现为身份的虚拟性和互动方式的符号化，人们试图以身份的虚拟性来去除现实社会的约束，获得释放的快感。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身份的虚拟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越来越多的网络空间里，人们需要以真实身份出现并且和熟人进行互动。
但 VR（虚拟现实）和 AR（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给了人们新的“虚拟化”的可能，这种虚拟化不再强调身份的虚拟性，而是强调通过虚拟获得的真实的感官体验甚至真实的在场感。这是人的新一轮的“虚拟化”的开始。
VR、AR 技术改变了人与内容的关系——从阅读、观看到进入，同时，它们也在改变人与人的互动模式。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社交正在变为可能。2014 年春天，Facebook 收购了 VR 技术公司Oculus。之后，扎克伯格多次表达了他将虚拟现实视为一个“社交平台”的观点。这样的虚拟社交，是以虚拟技术来复原真实空间与真实感受的全方位互动，它同时又提供了超越现实空间的新的互动可能，人们又一次获得了角色选择的自由，并且能以真实的体验来扮演自己选择的角色。
进一步而言，VR、AR 技术会带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同一化。现有的移动终端已经使得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同一化变得可能，且能带来缺席的在场感，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心理与注意力的“在场”（在场是虚拟在场，不是客观的真实在场）。而 VR 或 AR 技术则可以创造出逼真的身体在场感，于是也创造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新关系。
尽管 VR、AR 的应用领域和未来前景还并不完全明朗，但是新的“虚拟性”给人们带来的新自由与新约束，都令人遐想。
移动时空中人的行为变化，是移动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主要体现之一，也应是未来的研究重心。诚如波兹曼所言，媒介是认识论。媒介的传播方式、使用方式以及它传播的内容本身都会深化到认识论的层面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每一种革命性的媒介和新的信息形态必然会带来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变化，但对于移动终端带来的碎片化、并发性、虚拟化等现象，也许我们不能简单以进化或退化来界定，更不应拿以往的或现有的经验作对照去评判。
（二）新聚合关系：改写的社群和扩张的圈子
移动时空中的用户文化，更多地是体现为集群文化，也就是人与人连接、聚合后形成的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而与 PC 互联网年代相比，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连接和聚合方式将更为紧密，其中社群和圈子两种模式更为典型，它们的发展，也会改写虚拟社会的社群和现实社会的圈子。
1. 从情感性满足转向生产力激发的社群
“社群”这个词，近两年被频频提及。尽管今天的从业者和研究者对社群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社群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特征：社交平台上人群的紧密聚合与互动。
虽然“社群”与“社区”都来自于英文“Community”，看上去它们似乎只是同一英文概念的不同译法，但今天之所以“社群”这一提法更盛行，还是有其原因的。与早期互联网上的论坛等社区相比，社群更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也就是其成员更具有群体意识、群体归属感，也更具有一致的行动能力。早期互联网社区的成员获得的满足更多是情感性的、心理性的，一些社会成员也会获得归属感，但那种归属感也更多停留在虚拟社会层面，它对成员的现实归属感和社会资本影响有限。在那样的社区里也会不时地形成某种一致行动，但那些行动是偶发的，而不是常态的，其目标也主要是意见表达和社会行动。而今天的社群的归属感，有些会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一致的行动在某些社群中也会常态化，且越来越多地与创造、生产等相关联。
今天的社群更多地出现在“社群经济”这一语境下，社群经济目前主要有三种指向：一是将社群作为服务对象或营销场所；二是挖掘粉丝社群的价值；三是集合社群成员力量来进行共同创造或经营活动，让社群成为一种生产力。而第三种指向，被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是社群经济更理想的目标。
要实现“社群成为生产力”的目标，除了成员间兴趣、目标的趋同和更强的成员连接机制外，还需要为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空间，当然也需要每个个体全方位贡献自己的能量，即进行智力、行动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投入。
对于未来的社会组织模式来说，除了现有的组织机构外，某些成熟的社群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罗辑思维》（社群经济的典型案例）的创始人罗振宇认为，新媒体的本质就是社群。未来每个人都会摆脱工业时代给我们固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自由联合，形成社群。尽管这一说法有夸大社群价值的嫌疑，但对于社群未来的影响，我们的确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社群也会更多地促进网络亚文化的形成。亚文化是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接受的或为某一群体特有的文化。社群本身的维系点就是共同的兴趣、价值取向等，以此为前提的成员互动，有可能发展出社区的亚文化，例如自己的语言模式、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价值体系等。
2. 从线下向线上扩张的圈子文化
移动空间中的成员的聚合，还有另一个维度的考察，那就是圈子。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圈子现象与圈子文化更为突出。
罗家德等学者认为，抱团所得到的人际关系结构可分成三种不同形式。派系、纯情感性的非正式团体及圈子。派系是一种利益导向的、边界相对封闭的、对抗性的非正式团体；“纯情感性的非正式团体”是友谊组合的、边界模糊的和非对抗性的群体，而利益导向的、边界相对模糊、非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结构称之为“圈子”。“圈子”追逐权力、资源，并按一定的规则对其进行分配。尽管今天的研究者对互联网上的“圈子”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但有些研究是将圈子与社群混同在一起，而罗家德的界定更具有学术意义。泛泛地把网络中的社群等同于圈子，那圈子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特定指向。
罗家德等研究者在对中国企业的个案研究中发现，“圈子”的利益导向本质，使得组织中“圈子”以资源分配者为中心：谁拥有权力，谁分配资源，谁就成为“圈子”的中心；资源分配者可能是正式组织中的领导，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领袖。若组织刚好仅存在一个“圈子”，那“圈子”与正式组织的重合性会相当不错。
上述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圈子与正式的“组织”有着直接的关联。类似地，网络中的圈子，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现实中的“组织”等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这正是网络圈子与社群的主要差别——社群是以成员的共同兴趣或利益为连接核心，它们往往超越了现实关系结构，特别是超越了传统的“强关系”，而圈子更多地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强关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家德还认为：“从短期行为和静态结构来看，圈子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方面，然而，一个圈子不仅是一个集体单位，也是围绕个体来发展的。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确实表现得像一个集体主义者，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是为了积累潜在的社会资本并实现他自己未来的个人目标。”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在中国圈子对于个体的意义。
在 PC 互联网时代，虽然在中国也出现过“同学录”等以现实社会关系来维系的社区，但是，那些社区很难成为“圈子”。而以前组织内部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传播，也更多地在工作层面。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些新应用，使得“圈子”在移动时空中大规模“进驻”，圈子文化也以新的方式漫延。
今天的微信群就是典型的圈子文化。微信群所形成的圈子，既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现实社会的圈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权力关系。
以往的网络交往多是以打破现实社会的圈子为目标的，而群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们重新回到各种既有的社会圈子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这些圈子加上了更大的“枷锁”。而在整体上，微信群会强化某些社会圈子的边界。
在圈子内部，人与人的界限却被模糊，强调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就会削弱其中个体的独立存在感。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人和人的界限感不明晰的社会，家庭成员之间、单位成员之间缺乏界限感，往往会使人觉得无法自主，而微信群这样的圈子在某些时候会进一步模糊界限感。由于利益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圈子往往会强化同质性与服从性，而抑制人们的异质性。尤其在意见表达方面。
即使如此，圈子之所以广泛存在，在移动空间中不断发展，还是源于圈子给成员带来的归属感甚至阶层感，甚至成员间可能发生的资本、资源交换，以及在某些时候圈子对个别成员形成的集体性支持等。
尽管多数人在圈子中会受到约束、抑制，个体的独立感也会减弱，但是，退出圈子的行为并不经常发生。在微信中，早期退出微信群是在众目睽睽下的，尽管后来的微信优化了退群功能的用户体验，但是，很多人还是为了某种期待而选择留在群里。圈子作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将会持续地影响着移动空间中的多数人。
三、内容网络：重构的公共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
互联网的政治、社会影响，部分来源于它塑造的公共传播和公共话语空间。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网络的结构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公共信息生产与传播、公共意见形成机制也会发生更深层变革。
（一）公共信息生产更趋“现场化”、“分布式”
尽管我们不能把移动互联网只是看作一种“媒体”，但无疑，以公共信息生产与传播为核心的媒体属性仍是它的一种重要属性。移动终端和各种移动平台的发展，为互联网的公共信息生产带来了一些新景象。
移动终端的便携性，使得公共信息生产，特别是新闻内容的生产，更多地来自新闻发生的“现场”，其中，用户在新闻现场提供信息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对媒体而言，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的“直播”，频率与范围也会增加。新闻现场感也可能会通过 VR、AR 等技术传达给用户。媒体的现场化新闻生产并不只是一种空间上的转移，它也意味着新闻生产时间的压缩，对于从业者来说，挑战无疑会加大。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内容生产将更趋向“分布式”处理，也就是专业媒体这样的“中心”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除媒体外，政府机构、企业、各种组织以及个人在信息生产方面都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和技术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信息生产系统，各种分散的主体在这个系统内部会形成自然的协同，以各自的方式提供各个不同角度的信息。尽管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但是，各种主体会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会网络、自组织等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工作，尽管这些机制也会在很多时候失灵。
（二）技术力量对公共信息分发平台控制力加强
从信息传播角度看，移动互联网也会使得公共信息的分发渠道发生进一步变化。互联网上内容分发渠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门户类整合平台为主。在中国，商业门户网站是其典型代表。这些网站作为内容的集成商，以编辑的判断为基础进行内容筛选，将媒体的内容二次贩卖给用户；
第二个阶段，搜索引擎作为分发工具的作用凸显出来。谷歌、百度等不仅通过搜索引擎的方式在内容提供者与用户之间进行匹配，还利用搜索技术，通过专门的新闻或资讯频道，形成自动化内容分发平台；
第三个阶段，社会化媒体平台开始成为新的内容集散与分发地。在这些平台上，媒体内容的再分发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激活的用户的人际传播网络的规模；
第四个阶段，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类似于“今日头条”这样的客户端出现，它们以“个性化”为卖点，为内容与用户间的匹配提供了一个新维度的依据。
在今天，这四种模式正在逐步整合、相互渗透，而社会化媒体和机器智能推荐这两者的权重更大。这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移动互联网内容分发的主要机制。而这两个平台主要是由技术性公司控制的，这也就意味着技术性力量对公共信息分发渠道控制力在不断增强。
（三）社会圈子成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
如前文所述，“圈子文化”在移动时空中开始新一轮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圈子不仅是一个用户互动空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话语空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阶段：
在早期以及“Web 1.0”时代的互联网中，新闻组、聊天室、BBS 等是主要的公共话语空间。这类公共空间的主要特点是较大规模、跨越时空的陌生人的聚合，其中不少空间中人的聚集是临时性的、过客较多。在这样的空间里的公共性交流，意见表达往往会较为直接，因为匿名性给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样的公共空间，更多是通过其群体性的力量来起作用，尤其是通过舆论来影响某些公共事件与公共决策。
“Web 2.0”兴起后的头几年，博客成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与以往多对多的互动空间不同的是，博客是以写作者个体为中心、阅读者围观的互动模式。虽然理论上博客空间之间可以形成链接，但多数时候博客作者之间还是彼此隔离的。这种公共空间特性使得某些个体在信息和意见传播中的话语权力被凸显，而他们更多来源于媒体之外。虽然博客作者也可以匿名，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往往是实名的，出于对自己的社会声誉的考虑，他们的公共话语表达会较为谨慎。
后来的 SNS 网站和微博，为大规模的社交性信息传播提供了可能。用户的社会网络（关系网络）被疏通、彼此连接，这些关系网络也成为公共信息与意见的流通渠道。但在这些公共空间特别是微博空间里，弱关系对于公共信息传播的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用户用粉丝转发、评论这样的“投票”机制，将其中的某些意见领袖“推选”出来。意见领袖的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的因素外，更是因为他们被其他用户赋予了“权力”，也被期待成为众人的“代言者”。但粉丝与意见领袖的关系，往往是超出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的。
移动互联网中，类似微信群这样的应用，推动了社会圈子的强化。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社会圈子，既不同于以往的社区，也不同于微博上以弱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社会圈子映射着现实社会关系，无论是权力关系，还是利益上的关系，或是其他。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话语空间，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等对信息传播和意见形成起着强烈的约束作用。
移动空间中社会圈子的权力中心，无论是现实社会已有的权力中心，还是在移动空间中形成的，常常会对信息与意见的走向形成直接的影响。即使不是因为权力中心的作用，圈子中一旦形成主流意见，其反对的声音往往会是微弱的，“沉默的螺旋”在圈子中发生的机率很高——因为人们都会顾忌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资本。在这样的空间里，对一些信息的质疑、查证也会变得困难。
但另一方面，某些职业性的社会圈子，其成员的专业背景相似，兴趣方向一致，在这样的圈子里，人们对于某些专业话题的讨论可以非常深入。经过专业圈子赋能的信息也可以从圈子内流向圈子外，并影响到圈子外的公众。这时，圈子起到了强化专业性力量的作用。
当然，未来移动时空的公共话语空间绝不只是“圈子”，其他类型的公共话语空间仍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四、服务网络：新时空下的新经济与新思维
移动时空带来了新经济模式，而这些新模式也需要新思维的支持。下列几个方面是移动时空中的典型的新经济思维，当然，这几者是彼此交叉、互为支持的：
（一）场景经济：基于场景感知与适配的新经济思维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服务，越来越多地强调场景思维。这首先是因为移动互联网中 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得到普遍应用，这意味着，服务商可以对每个用户进行实时定位，并向不同位置的人们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
但场景并不只是与“地理位置”相关，与移动时空下用户状态相关联的，还有一整套“场景”要素。具体而言，（场景这个词需要记住，以及构成要素）构成场景的基本要素包括：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习惯、社交氛围等。同时，场景还需要区分共性化场景和个性化场景两个不同层面。共性化场景是在一般人群中具有普遍性、普适性的场景要素，对共性化场景的理解与运用，是移动服务的标配。个性化场景则是在特定时空下与个人特征相关的场景要素，对个性化场景的定位与利用能力，是未来的移动互联网竞争的方向。
移动互联网的重要作用，是帮助服务提供者更好地感知用户所处的“场景”，以便为他们提供更为便利、个性化的服务。无论是电子商务的最新进展，还是近几年兴起的各种打车应用或“到家”服务等，都是在这个方向上推动着传统服务业的变革。
当越来越多的信息与服务依赖场景这一变量时，场景本身，可以成为信息组织、关系组织与服务组织的核心逻辑，可以成为信息—关系—服务等几者连接的纽带，未来的场景经济可能意味着，以场景为核心来重新构建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入口。
（二）数据经济：数据为基础资源的新经济模式
在 201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数据专家涂子沛在其演讲中指出，未来经济是数据经济。所谓的新经济就是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为先导的、为核心的经济。而智慧、知识、信息和数据的关系是：信息是有背景的数据，知识是有规律的信息，智能是机器获得大量数据之后为人类自动地提供服务产生智能，所以说数据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未来新经济的基础，未来的新经济也可以称之为数据经济。
对用户数据的采集与深层应用，也将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也是它改造传统行业的重要杀手锏，O2O 应用、场景应用以及共享经济平台，都离不开数据分析。
物联网技术在未来用户数据的采集中，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如前文指出，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是人—物一体的时空，物的数据成为描述人的状态与环境的重要参数，而这些数据的采集，需要依靠物联网技术。
未来的医疗健康行业将是数据经济应用的典型行业之一，数据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几个方面：
其一是人们对自身运动及健康状态的实时记录更为便捷，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监测和管理自己的健康；
其二是这些状态数据可以方便地实现分享。这些数据可以分享给社交平台上的好友，在他人的关注与激励下，人们的运动热情会得到提升。这些数据也可以分享给相关的物联网平台，用户可以在软件或专家的指导下，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同时，这些数据在未来也有可能直接发送给人们的私人医生，使他们获得及时的治疗方案；其三是基于大规模的用户数据的集中收集与分析，可以建立起医疗数据库和分析模型，这可以为病人和医生进行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支持。
金融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会出现变革。这不仅表现为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兴起，还包括依托移动平台的理财产品、P2P 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小额信用借贷交易）、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等。移动互联网不仅可以提供方便的交易平台与手段，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手段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如网络行为数据、社交关系数据以及网络黑名单等）进行分析，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即进行互联网征信。除了医疗、金融等行业，其他传统行业的“互
联网＋”，也多是以数据资源为“＋”的基础或纽带的。
（三）共享经济：需求—资源的新连接模式
Uber、滴滴出行等应用，不仅仅是 O2O 的服务模式创新，更体现了共享经济（也被称为分享经济）的思维，尽管这些新应用在发展中也备受争议，但是，共享经济这样一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共享经济”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源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马科斯 · 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琼 · 斯潘思两位社会学教授，1978 年他们在其合作发表在《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的论文《社区结构和协同消费》(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了与“共享经济”相关的概念“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①
而相较“协同消费”这一概念，从其发展而来的“共享经济”，不只是关心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和共享，更关心促成这种协同和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在美国，对于“共享经济”的一种界定是，利用移动互联网将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包括时间、空间、物体）等就近向需求者提供及时服务，互联网平台对供需进行资源组织和调度管理，形成事实上的产品品牌，平台上的服务供应方以独立承包商身份向需求方提供服务，平台收取服务佣金。今天被广泛认同的共享经济的典型，如 Uber 等租车应用、Airbnb 等（行业巨头），都是符合这个界定的。
虽然对共享经济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共享经济的特点是人们认同的，那就是（共享的意义）在需求与服务或资源之间提供实时的、高效率的匹配、连接。《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的作者、创办了汽车共享公司 Zipcar 的罗宾 · 蔡斯认为，科技的优势体现在我们能让大企业和个人之间有一个融合，大企业能把自己的价值直接嫁接给个人。公司未来的发展模式应当是 H2H——个人对个人（human to human）。社会也将从一个消费者社会奔向一个协作型社会。③
共享经济的实践者贝尼塔 · 玛托夫斯卡则指出：“人是分享经济的核心，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社团、企业、组织、联盟等任何一个可以深入高效参与分享的组织形态。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向这个分享系统贡献，并从中获益”。④也有研究者认为，“共享”是一种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新产权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私有权的藩篱，让人们经历从所有权到使用权再到创造权的观念改变。⑤学者姜奇平更是指出，这不亚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又一次产权制度革命，它正在创造一个既非公有经济，亦非私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的新产权制度。⑥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共享经济的价值，共享经济的产生，一个重要基础是“盈余”：时间盈余、知识盈余和资源盈余等。美国学者克莱 · 舍基曾提出“认知盈余”概念，他把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作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进而指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自由时间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认知盈余，以及人名都需要做名词解释）⑦除了认知盈余外，今天的网络用户还拥有其他盈余，这些盈余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被组织起来、被分享给需要它们的其他用户。而企业的盈余也将在共享经济的新平台与新模式下被发现与挖掘。当然，参与者们对盈余的贡献一定是以获得收益为目标的。共享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源的提供者与需求的满足者随时可以发生角色互换。这为参与者的利益获得提供了双向可能。
共享经济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在 2016 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议》特别提到，应加强共享经济中的风险防范，如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有关机构应为分享经济参与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①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新时空以及可能影响，在今天还刚刚展现出来，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只求获得一个“好”或“坏”的结论，也不能用“双刃剑”这种思维惰性来敷衍。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每一种变化发生的深层机制。
文章出自
彭兰，《重构的时空——移动互联网新趋向及其影响》[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