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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电化教育》授权发布
作者：李玲，袁圣兰
摘要
为探讨家庭教育中家长主体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该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理论，构建以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两者为中介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家长参与各维度对自我教育期望以及学业成绩具有不同影响作用，其中家庭监督维度在自我教育期望为中介的情况下，对学业成绩的正向预测作用才显著。基于此该文提出建议：家长应根据子女特点选取不同参与方式，着力提高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同时注重家庭教育对子女思想品德的引领作用；学校、社会应当关注家长的教育价值，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积极开展家校合作，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三方教育互助。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学业成绩
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学校为依托，以家庭为支援。家庭在子女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母自身文化水平、职业状况、家庭经济等因素都会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已有研究发现家长教育参与因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差异表现出阶层差异的特征[1]。有研究者对这一影响进行追踪调查，发现家庭通过家庭资源、家长参与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2]。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因素之一，子女的发展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意义上，那些受到经济等因素阻碍的“劣势家庭”，要获得优质均衡的教育，就必须尝试从外部条件去打破阻碍。研究表明，家长教育参与同子女学业成绩提升两者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绝对因果关系，但却存在种种联系，两者间的一系列联系受到所处阶层、社会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来说，并没有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参与能够主导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此外，根据家庭教育相关研究，家长的参与有可能还会对子女学习之外的心理行为问题产生影响。因此，家庭教育中家长教育参与同子女学业表现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有待于做更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3]。
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杠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常用于社会分层研究。长期以来，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群体问题的思考，我国政府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学校，关注学校教学环境改善、教师队伍提升等方面，并希望通过保障入学、增加教育经费补贴、改善就读条件等途径促进该群体的发展。基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相关学术研究的重点也往往关注于此。此外，相关研究也着重于具体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有的研究涉及到学生心理因素，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这些学生心理的影响，进而探讨个人心理因素对成绩的影响。自身的学习状态与心理因素会对个人的学习与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其中青少年自我要求、自我教育期望对于人的成长与发展意义尤为重大。然而对青少年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的家长参与，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同时，家长参与对学生影响无论是学业成绩方面还是个人身心发展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国外的相关研究中，爱普斯坦(Epstein)教授提出的交叠影响域理论对教育进行全方位思考，该理论认为教育具备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主体，这三个主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各自独立又有交叠[4]。这一理论引发我们对家庭层面教育的更多关注。为此，本文以家庭教育中的家长主体参与为核心议题，全面深入地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关注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两者间发挥的作用，将学校、家庭以及学生个人的心理联系起来，关注不同群体学生的发展，引导各教育主体互为补充。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 Social-Economic Status，一般简称为SES)这一概念首先由国外相关研究者提出，通常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职业三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在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最重要的家庭因素之一[5]，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影响重大[6]。早期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调查内容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影响重大，甚至超越了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同样，英国著名的Plowden报告[7]也证实了家庭对学生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一影响在家庭投资理论中有过充分详实的阐述[8]。
家长参与作为家庭环境中的又一重要因素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家长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又称作家长卷入，也即是“家长卷入孩子的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子女的良好发展与成长[9]。家长参与发挥的教育作用，与社会研究中的社会—生态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认为人处于一个多系统的环境之中，环境中的这些系统共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家长参与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通过参与学校活动，与子女直接沟通交流，进而对学生成长产生影响[10]。不同的参与方式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研究者认为亲子间的沟通对子女的成长有极大帮助，但是设置家规等方式反而会有一定阻碍作用[11]。
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家长参与作为一种中介角色[12][13]，影响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个人成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家长对子女学习生活予以关注，通过积极引导并规范其学习行为习惯，能够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教育越重视，越主动参与，就越能促进子女的发展[14]。根据希尔(Hill)提出的家庭压力理论[15]，社会经济条件较低的家庭，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家长参与行为不高，进而影响到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从家庭阶层角度，家庭缺失论和教育机构歧视论也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学业成绩有影响[1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家长主体参与发挥着中介作用。
(二)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
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影响的效果受到子女自身情况的限制。研究认为，家长参与对子女的影响更集中在小学阶段，但是对中学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影响，研究还未能给予明确的解释和说明[17]。根据这一结论，可以推测出，中学生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二者存在一定的媒介。学校、家庭等环境因素会通过子女自身内部因素影响学业成绩[18]。社会认知理论也强调了学生自身认知的重要性。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人通常会选择符合自己期望的行为[19]，因此青少年对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身的发展。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越高，其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向就越明确，就越能促进学生成绩的提高。同时，自我教育期望的提高有助于学生保持注意力，并能够根据自我目标制定个人发展规划[20]。学生只有将外部要求和目标内化为自身的要求与目标，才会有持续的动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因此，对学生学业的指导，应关注于学生自身教育期望提高这一层面上。
已有研究还表明，家长对学生保持继续学习的动力有促进作用[21]。爱普斯坦对家长参与有长期研究的经验，研究发现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如果家长积极与教师沟通，就会对学生的成长和目标规划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家庭社会资本的家长参与，对子女自身教育期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2][23]。家长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偏好，与子代受到的环境熏陶，二者通过感情与期望形成连接。此外，亲子互动的方式，家长予以子女更多精力和教育资源，重视子女的成长教育和学业表现，积极参与子女的学习活动，这些行为对孩子的教育期望都有着极大的激发作用[24]。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家长参与的行为只有内化为学生自身的动力，家长参与的积极作用才可真正得以发挥，子女的发展才可能真正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自我教育期望在家长参与与子女学业成绩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1)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2)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家长参与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3)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在两者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同时考察家长多维度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西部某市为调研地区，具体而言采用整群抽样法，从该地区6个区县随机抽取107所学校，每个学校随机抽取9年级的1个班。此次调研对学生的信息建立比较全面，数据详实，有时效性，便于样本分析。该调查发放问卷共计5646份，其中对信息缺失、无效作答等问卷进行剔除处理，得到有效问卷共计4565份，有效问卷率为80.85%。本次研究抽样符合随机抽样原则，样本具有代表性。
2.变量说明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包括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两方面[25]，一般用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收入这三个指标来衡量[26]。但由于家庭收入信息主要是通过子女作答问卷来获取的，一是子女对收入不太了解，二是收入话题比较特殊，具有一定的隐私性，综合这两个因素，本研究中家庭收入指标用家庭拥有物代替[27][28]。通过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家庭拥有物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指数。
(2)家长参与
本研究根据希尔[29](Hill)、爱普斯坦[30](Epstein)等对家长参与研究的框架以及我国研究者[31]对家长参与的本土化调查，编制形成家长参与问卷，并通过问卷信效度检验，使参数具有研究性。本变量研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5个因子，并根据文献及相应题目命名，主要包括家校合作、亲子活动、辅导功课、情感支持、家庭监督5个维度，共设计23个题目，问卷结构良好。χ2=2883.098，RMSEA=0.051，CFI=0.964，TLI=0.959，SRMR=0.034。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1，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50-0.923。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自我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是指青少年对自我受教育程度的期待。该变量研究通过问卷形式，获得相关数据。一共9个选项，设置不同的分数，根据学生对自己未来的教育期望进行相应的选择。学历层次越高，分数就越高，相应的自我教育期望也越高。
(4)学业成绩
本研究中学业成绩变量具体考察学科素养，学科素养测试题选自国际测评PISA2015的阅读素养试题、数学素养试题以及科学素养试题。不同类型的试题考察学生不同的能力，阅读考察学生的分析整合能力、数学考察学生的建构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科学考察学生探究认识事物的能力[32]。综合看来，三种不同试题的测试能够反映学生综合发展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的学业成绩这一变量通过三种不同试题的作答成绩来综合反映。
(二)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处理采用STATA14.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并通过该统计分析软件的SEM模块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检验中介效应。
三、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中介效应的假设检验
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33]，且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性相关。首先，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的直接影响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直接效应显著且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紧接着便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于篇幅有限，涉及检验实证的研究过程进行简单说明。
首先，分别以家长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为单一中介建立模型1和模型2。接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同时纳入父母参与、自我教育期望这两个变量[34]。分析显示这两个中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图1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方式不同，对学生影响就有不同的差异。考虑到家长参与同子女发展关系的最大挑战——“反向选择”或反向因果关系[35]，这一部分需进一步分析。
依据温忠麟等研究者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研究通过估计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随机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若置信区间不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36]。分别将家长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作为中介，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接着，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将家长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都纳入中介，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具体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学业成绩的间接影响由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子女学业成绩(中介效应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子女学业成绩(中介效应2)。两条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
(二)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机制
家长参与具有不同维度，每个维度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以及学业成绩影响都存在差异。为深入了解家长参与的不同维度对子女发展的作用，本研究接着将家长参与的5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家长参与作为因变量、自我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变量，以这三方面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由图2可知，家长参与的5个维度对学生学业成绩的直接影响是不同的；以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为中介，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从而得知学生学业成绩也有不同表现。
四、结论与建议
(一)讨论与结论
本文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与学业成绩的链式中介关系，同时具体分析了家长参与的不同维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长参与、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共同影响学生成绩。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教育期望对学业成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家长参与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具体受到其具体参与方式的影响。
2.家长参与的5个维度参与方式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总体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契合了家庭投资理论。家庭投资理论也强调了家长自身文化素养提升以及教育观念的跟进，对子女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家长对子女学习资源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学生学业成绩提高。家庭中提供教育学习的相关资源，如电脑、图书等，对学生学业成就也有着初步的预测作用[37]。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和低的家庭相比，前者更有可能高质量的参与儿童的学习[38]。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无经济上的烦恼，并且由于其良好的教育观念以及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更能积极主动进行家长参与，乐于与学校教师沟通交流，同时重视对孩子的情感沟通，引导其树立人生目标，循序渐进多方面发展。与之相反的家庭在巨大经济压力下，家长无暇投入大量时间给孩子，也无法让孩子享有必备的教育资源，同时受到自身价值观的限制，作为父母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出现分离[39]。与此同时，经济上的落后与观念的局限，也阻碍了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学习的重视以及家长参与的展开。
弱势学生群体和弱势家长群体在家校沟通的对话中，这两种“弱势”在话语权上会出现被“吞噬”现象。如弱势学生群体(这里指学习存在弱势，主要是以分数评价为标准的学生群体)，学校及教师以成绩的高低来评价学生，评价方式的单一化造成家长参与过程中家长主体话语权的丢失。无论家长经济社会地位多高，对学校或者教师的主导型多强，子女学习的弱势，让这一部分家长和学校、和教师对话过程中，话语权减少或丢失。如果家长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子女学业成绩也不好，话语权丢失的现象更为严重。而弱势家长群体，如果子女的学业成绩好，反而在家校沟通对话中，赢得话语权，学校和教师也会让渡大部分的话语权，甚至有可能被家长的话语权所主导。所以，在家长参与中，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
家长参与具有多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学生的影响不同。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已有研究的结果——家长参与方式的选择会对青少年造成不同影响，而基于中学生复杂阶段以及学生个人发展的特点，都会影响家长参与方式的选择[40]。本研究发现亲子活动与辅导功课两个维度的参与方式对学业成绩具有负向作用，并且在中介效应中，亦是如此，无助于自我教育期望的发展，同时对学业成绩也造成负面影响。
结合本研究亲子活动维度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本研究中亲子活动参与主要涉及对子女的陪伴、观看比赛等是一种表面化、形式化的方式，缺乏实质性的促进学生学习的参与。本次研究调查对象为初三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迷茫的青春期，同时承受着初三中考升学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与自我认知的模糊、没有明确的目标同时面临着家庭和学校的压力，因此表面化的亲子活动参与方式无法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认知，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不具有积极影响。
结合本研究辅导功课维度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帮助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固然是件好事，但是考虑到学生已上初中三年级，学习的内容难度较大，家长对学生的辅导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有研究也证实，受到家长自身文化知识的限制[41]，对子女功课的一知半解。同时，青春期孩子易出现叛逆抵触心理，子女不愿与家长沟通交流，这些现象反映到学习上亦是如此。此外，家校合作与情感支持这两种方式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以及学业成绩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家长予以孩子更多支持与帮助，孩子自我教育期望以及成绩都能得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监督这一参与方式，未能直接影响学业成绩，但在以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为中介的情况下，家庭监督便能对学业成绩有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实施家庭监督时，要以促进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提高为目的，帮助其形成自己的清晰认知，树立目标并明确方向，在良好的学习行为和习惯的支持下实现个人的进步。
(二)启示与建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42]。倡导“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格局和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品德修养”[43]。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扎根民族地区，关注该地区家庭层面因素对成绩以及个人发展的影响，倡导家长对子女学习、心理的关注以及思想价值观的引领，从外部条件的家长参与入手，打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成绩以及个人发展的阻碍，实现有限条件下学生的发展，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间的传递，促进教育公平且均衡地发展。
1.家庭层面
研究发现家长的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提高自我教育期望能够有效提高学业成绩。
首先，家长应当转变观念、主动学习。在传统观念中家长将教育责任推给学校，忽略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对子女身心、品德发展的潜移默化影响，未能认识到家庭教育影响具有渗透性与长期性。习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44]。无论是人生第一课，还是漫漫人生课，家庭对子女价值观、品德修养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此，家长要主动转变角色，承担父母应该担负的责任，同时也要主动承担“父母也是教育者”这一责任，关注家庭教育相关知识，积极践行家校合作。
在家校沟通过程中，学校及教师不能凭借某些因素(主要是学生学业成绩低，当然也包括其他诸多方面)剥夺家长的教育对话的话语权，要让渡部分的教育话语权，而不是禁锢于学校、教师的权威、说教。此外还应注重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以促进青少年的全方面发展。而家长层面，也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不是被动接纳客体的话语，要意识到家长参与的责任，而不是理所应当把学生的问题推向学校、推向教师，自己置之度外。无论是学校、教师的话语权，还是家长的话语权，核心不是在“争夺”上，而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关注二者共同面对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学生发展。只有这样，对话才有意义。
其次，家长应当主动分析，灵活选择。家长在积极参与时，要秉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一原则，参与方式需要根据子女的特点进行选择。青春期的孩子处于冲动迷茫期，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同时学习的压力导致学生易产生消极的心理。对学生的这一特殊时期，家长参与应当关注学生的心理，进行积极引导和疏导，帮助他们一步步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在面临挫折时家长要积极疏导他们的情绪，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归因方式，促进其不断进步。在进行家庭监督的时候，家规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不得以蛮横暴力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管束，要以民主沟通的方式交流。家长监督也应当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行为学习习惯为目标，促进其自我品格习惯的养成，将行为习惯内化，形成持续稳定的内生动力。
最后，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家长应树立学习与品德并重的观念。长期以来，家长“重智轻德”，对子女成绩尤为关注，但对子女的个人品德、行为习惯养成却有所疏忽。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取得成就，都离不优秀品质的支撑与心理的积极调适。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生理和心理都有着巨大变化，这一阶段面临着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45]，个人价值观与品德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发挥教育的引领作用，立德树人显得尤为必要。家长对学业成绩予以关注的同时，也要注重思想品德的发展，进而促进子女身心、学业的全方位发展。
2.学校层面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担负起重要的教育责任。
首先，教师应当真正秉持良好作风，真正地去平等看待每位学生，关心爱护他们，发现其独特之处与闪光点，不以分数高低论成败。教师应当多关注那些处于弱势的学生，多进行心理疏导与目标教育，帮助其提升自我教育期望，明确目标，养成良好学习行为习惯同时塑造健全人格，进而提高学业成绩，促进个人成长。同时教师群体还要注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身正为范，深入贯彻党和国家育人为本的号召，以良好品德形成为基础，提升教师学习的主动性。
其次，转变传统家校合作思路。传统家校合作往往是以家长会的方式，家长会又是以汇报成绩为主要内容，学生因害怕父母知晓成绩，所以惧怕家长会，这一家长会内容的固化使得家校合作不能很好沟通教师与家长，不能很好解决子女问题。爱普斯坦在其交叠影响阈理论中指出，学校、家庭、社区对子女的成长都有影响，且这几个层面影响是互补的。学生的思想行为受到家庭以及学校的影响，学校应当创新家长会内容，使家长会真正成为学生不惧怕，促进学生成长的优质平台。除了家长会之外，尽可能拓展家校合作的范围，让更多家长积极参与到家校合作这一活动中。应当明确的是家长与老师两者是平等的，因此学校开展家校合作活动应考虑到家长群体的特征，根据不同特征灵活开展工作，充分考虑学校立场和家庭立场，实现二者的均衡。同时，要根据家庭特征以及学生的特征，使家校合作具有个性化、针对性、实效性。
最后，形成并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积极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家长委员会通过优秀案例为家长与子女的良好沟通提供建议，关注青少年优秀品质与价值观的形成，树立远大目标。同时广泛收集家长的需求与意愿，以此为媒介，推动学校与家庭间的有效沟通，实现家校合作的落实与有效推进。
3.国家社会层面
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关注与重视也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推动与支持。
首先，应当明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影响机制，结合当地的文化及政策，以此为出发点制定补偿措施。多考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学生的状况，建立系统而完善的关注帮扶措施，教育资源可朝这部分群体适当倾斜，以弥补不足，促进其发展。同时，引导帮助贫困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积极奋进，通过努力去打破当前的困境，提升自我效能。促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打破阶层固化和阻碍，实现阶层流动，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其次，国家需重视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推进家校合作良好运行。积极倡导学校与家长的互助，以学校教育带动家庭教育，促进家庭教育的完善。将学生在学校与家庭中的表现结合起来，将学生以往表现与现在表现结合起来，实行形成性评价、多维评价，打破知识目标的教育取向，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教育。除了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外，应当倡导社区的教育引导，拓展教育范围，将教育融于日常生活。社区作用的发挥可积极借鉴国外社区文化经验，积极联动社区居民开展主题分享，用身边的榜样去引导青少年学习，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三方教育互助的局面。
最后，应重视学生心理品德的养成。转变传统对个人品德心理的忽视，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国际PISA阅读测评中将社会公民意识作为考察内容之一，关注学生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认识。青少年作为一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社会中彼此联系的公民，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承担与履行作为公民的职责。社会飞速发展，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养成显得尤为必要。对学生要进行心理疏导教育，帮助学生走出困惑，树立远大目标，指导他们结合目标制定计划并长期稳定的坚持下去。同时，根据学生特点设置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有效表达，学会与师长、家长、同学沟通，学会多种渠道寻求帮助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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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玲：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城乡教育、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体制机制；袁圣兰：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测量与评价。
转载自：《中国电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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