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世界新平庸，中国新思虑

2017 年 8 月 24 日 科学出版社 何伟文

世界经济“新平庸”（new mediocre）的说法，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总裁拉加德2014 年10 月首次提出以来，已日益被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表现所证实，从而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4年和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3.4%和3.1%，2016 年也只能勉强加快到3.2%，2020 年也不会超过4.0%，大大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 年的5.7%。发达国家仅英美两国表现尚可，欧元区经历两年负增长后，勉强回升到1.0%~1.5%的增速，估计2020 年前超不过2.0%。日本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严重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安倍经济学迄今没有什么功力。“太慢了，太久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6 年4 月最新版的标题，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世界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两年多的惨跌，给许多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困难。前几年还冉冉升起的巴西、俄罗斯经济在2014~2015 年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 年也将继续下降。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金融危机发生后几年在全球经济比重上升的势头为之逆转。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位置，并没有根本改变，相反，一旦世界经济风吹草动，它们应对能力极为脆弱。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保持着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快的增长率，但相比2007年的14.2%增速业已减半。

2013 年5 月以来的三年多中，在基本控制住了商业银行风险后，主要经济体欧洲中央银行（简称欧洲央行）步伐的迥异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并带来全球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从宣布到实际实施推出量宽，接着从预期到第一次加息，然后又是捉摸不定的加息前景，这个完整的链条大大推升了美元的地位。美元的强势和大量国际游资回流美国，以及欧洲（欧洲央行实施超级量宽政策），一方面拉动众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下挫，另一方面加剧了这些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强势美元是美联储有意为之，弱势欧元则是欧洲央行的政策目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基本是被动的，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

诞生于2008 年秋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的20 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和定期协商机制，成为协调和治理世界经济与金融的主要平台。2008~2011 年，当世界面临共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G20 峰会为推动世界摆脱危机，恢复增长，确实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此后，随着世界经济这条“共同的船”不会再沉，各国利益的分野日渐明显。G20 的作用也趋于减弱。

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提出了五年内将世界经济增长率额外加快2.1 个百分点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各成员方累计上报了1 000 多条措施。两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偏离布里斯班目标。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需要再思考，需要创新思维，从不同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从2013 年圣彼得堡，到2014 年布里斯班，再到2015 年安塔利亚，G20 为推动世界基础设施投资、贸易自由化和应对气候变暖共同做出了积极贡献，帮助促成了2013 年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简称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巴黎协议》和2015 年12 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巴黎协定》的达成。但随着时间推移，G20本身的缺陷日益明显，它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和固定办公场所的多边机构，其所覆盖的议题几乎全部和现有国际多边机构重叠，而最后决策者又是各国政府，G20的未来在哪里？

2016 年，中国成为G20 峰会和系列会议的主办国。杭州峰会将是G20 历史上一次与众不同的大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将标志着G20 新的活力和历史地位。

与世界经济持续处于新平庸平行的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日益板块化和碎片化。多哈回合进展迟滞，虽然WTO 2013年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巴厘）和2015年第十次部长级会议（内罗毕）分别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体制趋弱的势头。与此相伴随，各种诸边、双边、区域和跨区域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据WTO 统计，截至2016 年1 月，世界这类安排总数已超过600 个，其中已实施的超过300 个。2015 年10 月达成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和正在进行的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美国为中心，两洋为跨度的超级自贸安排正在或将要形成，从而力图主导21 世纪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在亚洲，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中国主导启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FTAAP，简称亚太自贸区）也在积极推进中。

从各大经济板块看，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加勒比、非洲和亚洲（亚欧）这五大板块中，亚洲板块最为零碎，基本上沿着太平洋走，而且无法和连接欧美、东亚、拉丁美洲板块的两洋战略（TPP/TTIP）抗衡。

为了寻求21 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版图，为了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重构世界产业链，并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在世界自由贸易板块中的劣势，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在中国的倡导下，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区内和区外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踊跃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最终实现，将有力地打通欧亚大市场之间的割断地带，构筑亚欧经济新板块，实现亚欧市场一体化，并连接非洲和拉丁美洲，带来广大地域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和金融的共同繁荣。

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它仍然牢牢掌握着世界贸易规则制定、金融规则制定的领导权和世界货币霸权。美国经济走势，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关系极大。从2013~2016 年对美国经济的连续跟踪可看出，美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中最强的。其中基本点是个人消费开支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二者相加大致稳定在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0%左右。美国经济逐季GDP 增值率起伏很大，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上两个基本点之和。

美国经济最引人注目的是失业率已经降至5.0%以下，接近金融危机前最低4.4%的水平，但目前的经济增长强劲程度远逊于金融危机前的最低水平，目前的5.0%与2007 年的4.4%完全不可比。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16 年4 月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为62.5%，而2007 年 7 月是66.3%，即大致有3.8%的劳动力人口未去找工作，如按2007 年统一口径，失业率在8%以上。

美国经济保持中速增长，但无法强劲的外部原因是世界经济低迷，但内部原因是实体经济相对较弱。2015 年工业生产指数比2014 年仅上升0.3%，制造业仅上升0.8%。2016 年二季度工业设备利用率仅为75.3%，不仅低于1972~2015 年44 年平均的80.0%，甚至低于1990~1991 年衰退时期的78.8%。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很难逆转。奥巴马在2009 年就提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8年过去，成果寥寥。

中美分别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对世界稳定和发展影响极大。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从庄园会到瀛台夜话，再到2015 年9 月习主席访美，为两国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中美之间要建立战略互信非常艰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兴风作浪，再清楚不过地证明美国遏制中国的本质。

发展和巩固良好的双边经贸关系，是稳定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是中国确保经济发展获得安全的外部环境和获得世界先进技术、管理、市场、资金等资源的重要保障。三年多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平稳发展，同时进入新常态。其特征有二：第一，双边贸易从多年两位数增长变为微增长；第二，中国从双边跨境投资的资本净输入国转为净输出国。2015 年，中国超过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美国的全球最大贸易伙伴。2015 年，中国对美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50 亿美元（美国荣鼎集团数字），远远超过美国对华实际投资。2016 年以来，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又以翻番速度继续猛增。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压舱石。双方已累计进行了24 轮谈判，取得很大进展。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2012 年的9.2%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7.7%、2014 年的7.4%和2015 年的6.9%，2016 年上半年则为6.7%。多年来，世界上担忧中国、唱衰中国、做空中国的声音或行动，总是忽高忽低，时起时伏，从未停息。但至今只有一个结果，即所有这些预言或预期目的都没有实现。2016 年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 年第四次《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世界GDP 2016 年增长预期比1 月的第一次报告下调了0.3 个百分点，唯独将中国增长预期上调了0.3 个百分点。

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建成世界经济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5 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 年GDP 已超过美国。因而2015 年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元年。但购买力平价仍然属于实验室方法，我们仍然要按汇率法计算。中国GDP 仍然只有美国的60%左右。

“十三五”规划预期，2016~2020 年年均GDP 增长率为6.5%，2020 年静态GDP 总量将达到92.7 万亿元。按现在的汇率，相当于14.2 万亿美元。美国2015年GDP 是17.9 万亿美元，按照2011~2015 年增长速度，2020 年将在21 万亿~22万亿美元。中国届时经济总量为美国三分之二左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还需要更长时间。

届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4 亿，人均GDP 达到1 万美元左右，还达不到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2 276 美元），2020 年中国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仍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不能有丝毫的盲目乐观。

但同时，中国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危险。根据世界银行2013 年的门槛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 976 美元为高中等收入。中国是在2010 年达到的（4 13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2 276 美元是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即需要增加两倍，加上期间人口增长，跨过这个阶段需要经济总量增加到3.3~3.5 倍。如果按年率名义增长8%的速度（已经很快了），需要15 年；按照年均7%的增速，需要18年。这是正常的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15 年内，即2025 年达到高收入标准（届时会提高1.35 万~1.4 万美元），就是正常的。根据现在速度和预期增长，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门槛，走完中等收入阶段。不能把中等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陷阱混为一谈。只有数十年内走不完中等收入阶段，才谈得上陷阱。如果中国到2030 年还达不到高收入门槛，今后15 年年均名义增长率必须低于4.0%。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为了顺利实现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实现中国梦，必须完成深刻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在“十三五”期间，中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从根上构筑并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能。“互联网+”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其中极其重要的基石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应当上升到国家战略，不能简单地追求服务业比重大提高，应当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三个轮子一起转。任何现代化强国都首先是工业强国。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全力发展新兴和高技术产业，还要极其重视传统产业的升级，应当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两个轮子一起转。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是大大提升消费和内需的持久拉动力，但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因此取消。6.5%的年均增长，比较适宜的比例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贡献3.5~4.0 个百分点、2.0~2.5 个百分点和0.5 个百分点，外贸的战略地位丝毫不能削弱。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确定要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包括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这种起源包括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合起来是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改革必须在开放环境下实现，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实现中国梦的必需条件。上海及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的试验各具特色，应该更加大胆，走得快一点，复制得快一点。我们的资源不够、市场不够、人才不够、技术不够、管理水平不够，要善于充分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发展和壮大自己。一个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的中国，必将克服各种困难，赢得新常态，实现中国梦！

世界新平庸，中国新思虑

何伟文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3-052787-5

责任编辑：刘英红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持续减缓，世界经济的发展陷入了平庸的态势。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需要再思考，需要创新思维，从不同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本书从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美国经济前景、世界贸易组织现状、中美经贸关系、一带一路和中国布局等多方面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冷静估量和改革创新的方面，并提出了相关的思路和建议。

（本文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