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院士北大演讲：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抓住事物的本质，排除干扰，做最简单合理的推断，你们就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事实上，最简单的、最纯粹的往往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持久永恒的。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这也应该是做人做事的指导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忘记自己的初衷，忘记自己的本职，忘记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忘记和迷失，我们不再遵循努力付出才有回报，总想走捷径或者故意绕弯子，从而把人和事弄得很复杂，导致自己很纠结甚至痛苦，周围的人感到无所适从，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乱象丛生，是非观和价值观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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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1991级校友邵峰作为校友代表致辞。以下为全文：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邵峰

大家上午好！

今天能在同学们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回到母校，庆祝你们成功完成学业，分享你们的喜悦和辉煌，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

24年前，青涩的我有幸踏进了美丽的燕园，在这里学习了知识，开拓了视野，结识了朋友；母校的历史沉积和独特的环境氛围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追求卓越的品质，这些都使我受用一生，在此，我也向母校说一声感谢！

接受了毕业典礼讲话邀请后，我首先感到很荣幸，但随之而来的是紧张和困惑，不知道到底该讲什么。同学和朋友也给出了各种建议和考虑：同学们是否喜欢？会有多少掌声？能否抓人眼球？网上点击率会怎样？我感到无所适从。

冷静思考后，我回归到了原点，回归到了这件事的本质，这个讲话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在座的学弟学妹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的讲话，无论是否妙语连珠，激情澎湃，但只要对你们，甚至是你们中的极少数人，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道路上，哪怕能有一点点的帮助，就足够了，其他任何考虑其实都不重要。这正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内容的核心，就是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20年前的我，和你们现在一样，对前途既有憧憬，但也充满忧虑，在各种选择面前不知如何决断，彷徨和犹豫。因此，我觉得应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做出各种不同选择时的想法和驱动力。

大学毕业时，我给自己规划将来做一个大学老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做这个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有定力和钻研精神，主动学习能力很强。

既然决定做科研，作为北大人，我们当然要努力去做最优秀和最重要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离开化学，转行生物。做这个选择基于的考虑也很简单，作为人类，我们对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对健康的追求一定是永恒的，但我们对这些却知之甚少，所以我认定，生物医学，相对于化学，应该更能够给我提供做出重要有影响力研究的空间。

我当时的第二点考虑也很纯朴甚至天真，不管生命现象如何复杂，但最底层一定是各种化学分子的相互作用，所以作为化学背景的我进入生物学研究，也应该有一些优势。

回想起来，当初这些朴素的、接近事物本质的想法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今天在生物医学研究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不断地、逐渐地朝着做和疾病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这个方向努力和前进，就像爬楼梯一样，不断学习和积累，扎实地迈向一个、下一个台阶。

大学毕业后，我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学习了生物物理和蛋白质结构，在密西根大学做博士研究期间我转向了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2005年回国后，我带领自己的团队先是建成了病原细菌感染的遗传研究体系，后来又拓宽至分子免疫学及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研究。

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循序渐进的积累，我完成了从一个化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一个感染与免疫研究的领导者的成功转变。

回顾过去20年的职业发展经历，其中有被动的坚持，但更多地是自己主动甚至可以说固执的坚持，我坚持了最初的自我判断和事业选择；坚持做最优秀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坚持向疾病相关的基础医学研究方向不断拓展；坚持不投机、循序渐进和一步一个脚印。

当然，坚持也就意味着在众多选择或者是诱惑面前有所放弃。

我也有过多次放弃，我放弃了在生物物理所继续做一年即可拿到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密西根大学，我拒绝了两个强烈挽留并可以让我顺利博士毕业的优秀教授，而选择了一个不确定能否毕业但研究方向更符合我的目标的实验室；

后来我放弃了留在美国，选择回到中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几年前我还将实验室的研究重心从已经做到国际领先的细菌感染方向转到了没有任何基础和并不熟悉的免疫学。

这些放弃或是大胆的调整，都是由我想坚持的原则和目标所驱使，回想起来也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骄傲。其实，我的这些选择和放弃都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判断，即简单又纯粹。

我也曾经做出或者差一点做出错误的选择，在国外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由于课题进展不顺，我差点就放弃了科研，而转行读生物统计的硕士，想放弃的原因不是我不想做研究了，而是我当时太急于求成，太害怕失败了。

在选择博士后实验室时，我做了大量的调研，复杂地考虑，各方面反复权衡，但最终却还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差一点毁了我的学术前途。

究其原因， 就是在博士研究非常成功后，我渴望继续成功，担心失败，从而不再把科学研究内容作为选择的最重要依据，而完全受安全感和功利心所驱使。

同学们，和前人相比，你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加开放和自由，但也更加浮躁和急功近利，在大量有价值没价值的信息以及各种干扰和诱惑面前，你们也可能很容易迷茫、不知所措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

作为学长，我想提醒你们的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排除干扰，做最简单合理的推断，你们就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事实上，最简单的、最纯粹的往往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持久永恒的。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这也应该是做人做事的指导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忘记自己的初衷，忘记自己的本职，忘记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忘记和迷失，我们不再遵循努力付出才有回报，总想走捷径或者故意绕弯子，从而把人和事弄得很复杂，导致自己很纠结甚至痛苦，周围的人感到无所适从，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乱象丛生，是非观和价值观不清。

同学们，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人，我相信这将有助于你们的成长，也会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有序和健康。

作为北大人，你们是天之骄子，有一种固有的骄傲，喜欢追求自我，这些甚至会使你们有些不那么合群，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这种骄傲，因为她也是一种压力和动力，会提升你的境界，使你变得更为完善和优秀。

最后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决定我来做这个讲话的另一个原因。在收到邀请后，我和跟我一样不善言谈甚至讨厌公开讲话的、不到 10 岁的儿子说，我不想来做这个讲话，但他却跟我说：“不，你应该接受邀请来讲话”，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你是北大毕业的！

我突然发现这位就读于北大附小四年级的小北大人已经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作为老北大人，我感到羞愧也为他感到骄傲。他今天还主动要求来到了现场，来感受母校和同学们的成功和喜悦。说到这儿，我也希望同学们永远做一个骄傲的、有责任感的北大人。

最后，再次祝贺同学们顺利完成北京大学的学业，也衷心祝愿你们一生简单纯粹、幸福有成。

谢谢大家！

邵峰：1973年生，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1999年获得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后回国，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实验室，开始独立研究生涯。

他先后荣获霍华德·休斯研究所青年科学家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周光召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3年，他作为首位大陆本土科学家荣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15年，他作为第六位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

走近最年轻院士邵峰：学问外的一切只是副产品

201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43岁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成为最年轻的“新科院士”，也是现有1600多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当选院士我不觉得有任何变化，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他那4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里，身材微胖的邵峰不紧不慢地告诉记者。

他的生活节奏还是照旧：上午8点到实验室，晚上8点离开研究所；回家后陪孩子玩一会儿，等他们睡觉了再看看文章、写写东西，12点左右休息。

“我想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邵峰说，他希望在科学的海洋中自己的团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不断做出里程碑式的工作，持续领跑国际前沿。

别人问我成功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不要跟风，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当初我决定要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你是不是疯了？”早在2005年，邵峰在北生所王晓东所长的“蛊惑”下，回到刚成立不久的北生所开展独立研究，成为这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首批研究员。此前，他已在《细胞》和《科学》上各发表1篇论文。

截至目前，邵峰实验室已发表论文50多篇，被国际同行引用4000多次。自回国至今，他以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研究成果多次被权威专家和学术杂志重点评述。

谈及自己的研究领域，邵峰说：“我们主要研究病原细菌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也就是细菌入侵与人体免疫系统反入侵的‘战争’。”

回国初期，他聚焦于细菌的“入侵”——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他的实验室先后在《科学》上发表2篇文章，报道了两种全新的病原菌毒力作用机制，立刻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

就在细菌入侵研究“顺风顺水”之时，邵峰在2007年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转战人体的“反侵略战争”，探讨人体免疫系统抵御细菌的分子机制。

从一个驾轻就熟的领地转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挑战和风险之大可以想见。邵峰的想法是：天然免疫研究更有助于解决现实的医学临床问题。

“天然免疫的第一步，是细胞内的蛋白分子去感知并抓住细菌，我们称这个蛋白为受体。”邵峰告诉记者，此前国际同行在细胞膜上发现了这样的受体，并凭借这一成果于2011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我当时就想，除了细胞膜，细胞里面一定也有这样的受体。”他解释说，如果把细胞比作一间房子，细菌就是入侵的坏人，细胞膜就是门口的保安——坏人如果不经过门口、悄悄穿墙而入，保安就形同虚设。“我们觉得，房子里的战争肯定更加激烈，应该找到房子里的保安。”

就在其他国际同行在细胞膜受体这个大热门上扎堆时，邵峰实验室把目光聚焦于细胞内的受体研究，并屡有斩获：

2011年，找到了细胞内的第一个受体分子——识别细菌鞭毛蛋白；2014年，他们又发现了两个新的受体——针对内毒素和另一类细菌外毒素的感知蛋白。2015年，他们又发现了这些受体下游促使细胞炎性坏死的关键蛋白质，为败血症临床治疗开辟了新的渠道。

“其实那几年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邵峰说，他们对免疫系统的研究始自2007年，直到2011年才开始出成果。“当初我很担心学生们没有信心，撑不下去。”

“我想当时应该也有其他同行意识到细胞内受体的存在，但大部分人还是想跟风，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冒风险。其实研究就像开采金矿，你要找到还未被开采的新矿，并义无反顾地深挖下去，直到能不断挖出金子。”

他笑着说，“别人问我成功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不要跟风，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我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学生可以随时进来讨论问题

邵峰的实验室在北生所的三楼，推门进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拥挤的学生办公室，右侧是生物化学实验室；最里侧的小房间，是邵峰的办公室。采访的间隙，不时看见有学生进进出出，或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或在电脑前查找什么。

学生，是邵峰引以为傲的另一“重大成果”。“我一年一般只招两个学生，有合适人选的话也会招一名博士后，从2005年到现在，从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博士、博士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告诉记者，超过一半的毕业生在学习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毕业后绝大部分到国内、国外的一流高校研究所深造，目前已经有好几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我招学生比较挑剔，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做科研的‘料’。”邵峰说，“我更倾向于刻苦踏实、绝不轻言放弃的学生。”除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灵活的研究思路，邵峰更看重学生面对“实验失败”常态的抗压能力。

“学生是来跟我学习的，我招他们进来就要确保他们顺利成长、多出成果。”邵峰说，自建立独立实验室至今，他从没有“助教”，一直自己带学生。“我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学生可以随时进来，一起讨论问题。”

在实验室里，除了赶写文章，邵峰就和学生一起做研究，指导他们设计实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结果。

每逢周一下午，他都会安排一个学生作工作总结报告。他还让十几个学生和博士后分成两组，分别在周二周三上午与他坐在一起开半天的学术分享会，每个人都要把原始实验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谈谈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新发现，或者碰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各抒己见。

每周五下午，实验室会花半天时间讨论别人的文章。这期间，邵峰还会针对个别的实验单独开会，回答学生遇到的问题，讨论实验接下去该怎么做。

李鹏是在2011年加入实验室的。在她的印象中，邵峰和学生们都是“同吃同做同讨论”。内毒素受体的发现思路，就是他和学生在食堂吃饭时“聊”出来的。

“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邵老师从不批评我们，而是给我们中肯的修改意见、鼓励大家发散思维，尝试从另外的角度继续做实验。”李鹏说，邵峰平时不苟言笑，其实脾气很温和，有时也会和学生们开玩笑。“他唯一发脾气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实验仪器摆放得不规整、实验习惯糟糕，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实验结果。”

“这几年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很好的成果，邵老师也只是淡淡地说：请大家不要留恋已有的东西，要经常清零、往前看。”李鹏说。

“70后”科研人员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应该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做领跑者

“当选院士后，我的家人比我更高兴。”邵峰笑着说，这些年自己最多在周末抽出半天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对我来说，评上院士只是同行对我以往工作的认可，仅此而已。”邵峰说，当然，院士头衔也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比如参加项目评审等。“我会努力找到平衡的办法，尽量把更多时间花在科研上；如果不是‘非我不可’的活动，就尽量不去。”

邵峰说，作为年龄最小的院士，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年轻科研人员做个榜样，把荣誉看淡些。“我希望更多同行明白，科学的天很高，踏实做学问就好，其它一切只是副产品。”

“与前辈科学家相比，‘70后’科研人员接受了良好的科研训练，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源，不应该只满足于拿个奖、评个优，而要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引领领域和学科发展。”

在邵峰看来，虽然这几年国内的生物研究进展很快，但能持续领先，真正称得上国际主流实验室的还非常少。“我们或许有很好的论文和成果，但绝大多数是零散的、补遗性的个别亮点工作；能够自成一体、自创一派的还不多，更谈不上引领学科发展。”

虽然自己的实验室已在国际舞台上小有名气，但邵峰还有很高的期望，“不仅仅有亮点，更要有里程碑式的进展，持续领跑。比如说，5年、10年之后，这个领域有10个、20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是不是有1/3完全是你做的，另外1/3是你的工作带动的？”

让邵峰担忧的，是目前国内的“诱惑”太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院士……这些五花八门的“光环”让许多青年科研人员迷失了方向，甚至浪费了宝贵的学术生命。“科学家的心思一旦离开实验室，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很庆幸自己回国后选择了北生所，在这里大家能够在安静的科研环境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邵峰告诉记者，今后他的实验室将两路并进：一是继续寻找更多新的重要蛋白分子、不断揭开细菌感染和人体免疫的生命奥秘；二是筛选化合物小分子，在治疗败血症等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上有所突破。

“除了陪伴家人、打打乒乓球，我没有更多的业余生活。”邵峰说，“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枯燥。我们总在发现新的东西，一点点接近生命的真相——这是科学研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编辑 | Gemini

来源 | 微信号《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