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多域作战：小国防御体系构建》

本文以斯洛文尼亚为案例，探究欧洲小国如何在资源受限与安全态势复杂背景下应用"多域作战"（MDO）理念。通过整合战略文献综述、学术研究与深度访谈，解析斯洛文尼亚对MDO原则的本土化实践，聚焦"利基能力建设"、"军民协同"及"北约-欧盟框架适配"三大领域。引入组织行为学视角，剖析制度文化、领导力动态与跨机构协作如何塑造MDO的采纳路径与实施效能。基于物理域、认知域与虚拟域的三维影响分析，论证小国如何运用MDO逻辑增强韧性并贡献集体防御。研究成果为其他小国构建可扩展、情境化的多域战略提供实践指南。

二十一世纪安全环境正经历深刻变革，复合型威胁催生全域安全应对需求。在此背景下，多域作战（MDO）成为关键战略框架——通过整合陆、海、空、天、网及民事资源，实现对安全威胁的全方位响应。尽管MDO研究日益丰富（如Wille 2019, Chadwick 2024, Ellison & Sweijs 2024），现有成果多聚焦大国及联盟体系（如Caton 2018, Diaz de Leon 2021, Cannon 2024），资源受限小国如何应用MDO仍存研究空白。

从战略与作战视角审视，MDO对军事技术资源有限的小国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其通过机动化路径精准打击对手关键节点并影响行为模式。依托此框架，国家可显著提升防御（及威慑）能力而不引发直接冲突。MDO更创造军民资源协同契机，确保复杂安全环境适应性并提升战略效能。本研究旨在弥合认知鸿沟，探索小国如何基于自身需求、约束及联盟义务定制MDO方案，核心目标是识别适配资源局限与当代安全挑战的具体实施路径。

作为条令框架，MDO于2018年首次提出（Diaz de Leon 2021），属军事理论与实践新近发展。Wille（2019）与Cordesman & Hwang（2020）指出，MDO是对混合战争、网络攻击等不对称战术主导的现代冲突复杂性的回应。Schnaubelt（2024）强调MDO超越纯军事范畴，整合外交、经济影响等非军事权力工具。Phillips（2023）进一步阐明互操作性与技术进步对MDO落地的关键赋能作用。

作为北约与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是研究资源受限小国的典型样本。其地缘位置与联盟义务决定其在区域及集体安全中的关键角色。考察斯洛文尼亚与MDO先行国家的互动，可揭示小国适应现代军事理念的独特挑战与机遇。斯洛文尼亚案例印证北约框架内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及利基能力有效运用价值——二者构成高效战略开发基石。本研究结论具跨域适用性，为面临类似约束的小国提供宝贵参考，助力制定国情适配的条令与作战路径，促进联盟体系有效融合。应用此发现，小国可优化集体防御角色、提升战略价值并增强现代安全环境韧性。

除战略与作战要素外，MDO成功实施更依赖防务机构内部组织行为动态。组织行为理论强调领导文化、决策流程与跨机构协作如何塑造机构应对复杂多域挑战的能力。对资源受限需更高灵活性与创新力的小国而言，理解这些行为文化维度至关重要。纳入此视角可分析组织准备度、行动者互信及制度学习如何促进（或阻碍）MDO实践。

本文核心目标评估MDO在欧洲小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适用性。研究未将MDO预设为制度化模板，而将其作为分析框架考察现有防务导向、制度能力与作战实践。该方法可结构化评估MDO原则在斯洛文尼亚战略文件、组织架构及条令思维中的隐性存在程度。

主导研究问题为：斯洛文尼亚能否通过专项能力建设、精细化战略路径及联盟体系深度参与，开发符合其能力的可行多域战略，并为欧洲及集体安全贡献实质价值？延伸问题包括：组织行为要素（制度文化、领导力动态、跨机构协作）如何影响斯洛文尼亚防务框架内MDO的采纳与效能？为支撑研究，核心问题分解为四个子问题：

1. MDO概念在斯洛文尼亚战略条令文件中如何理解与表述？
2. 防务体系成员如何评估实施的制度、人力与技术能力？
3. 国际合作、互操作性及条令融合领域存在哪些机遇与约束？
4. 组织行为要素（含决策流程、跨机构信任、文化准备度）如何影响多域战略实施与维持能力？

研究融合概念分析与实证洞察，全面阐释MDO如何适配资源受限的小型防务体系。

本研究提供小国视角的MDO概念解析，并产出斯洛文尼亚按联盟期望实施多域路径的实践洞察。成果可支持欧洲小国在集体防御框架内采纳MDO的条令开发与战略规划。

现代战争：在不确定性与多域路径之间

MDO与现代战争概念演进紧密关联，其本质特征是将军事战略转型为全域协同实现战略作战目标。MDO代表战争范式转换——通过强调整体性与无域界路径重建军事条令基础。此转向应对当代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874, p.39）描述十九世纪初战争为"不确定性疆域：战争筹划四分之三要素隐于混沌迷雾"。此观察在二十一世纪仍具现实意义——战争与和平界限日益模糊（Gerasimov 2016, p.24），强化持续不确定性认知（NATO 2022, p.7）。战争非必然负面现象（Luttwak 1999, p.36）；特定情境下或具"建设性"功能。纵具破坏性，战争史上长期作为解决政治冲突、建立持久和平的机制。此视角下，军事行动可持续至达成稳定解，因冲突有时能终结敌对并重建长期稳定。

战争非纯粹负向力量（Vuk 2018, p.61）；其驱动全球权力结构更迭、财富重分配与经济转型，并加速社会整体发展。战时创新与研究更显著推动进步（尤在医疗与技术领域），其效益持久延伸至和平时期。

当今战略格局由持续竞争定义（英国防部 2020, p.iii），核心目标为"不战而胜"（孙子 2000, p.8）。旨在利用作战环境条件达成战略目标，避免公开武装冲突（美军 2018, p.vi）。现代军事战略契合此路径。"塑造行动"作为战争门槛下的竞争形态，系旨在影响对手能力、决策流程与战备状态而不触发公开军事对抗的战略活动（英国防部 2020, p.5）。

战争形态已从直接军事对抗转向非对称冲突（Furlan 2021, p.59），武装冲突仅为达成和平的"手段"（克劳塞维茨 1874, p.29）。当参与者利益交汇或冲突时，"体系对抗"概念显现（英国防部 2020, p.4; Žabkar 2003, p.104）。冲突动力学可通过"政府-军队-民众"三角框架理解（克劳塞维茨 1874, p.28）。

战争本质是政治工具，与国家目标及战略利益直接绑定。其非孤立现象，而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克劳塞维茨 1874, p.26）。职业军队肩负高效执行作战、维持纪律与专业性的使命。民众支持通过动员国家资源、民意及政治意志，在持久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此三角关系有时扩展为四元模型——物质环境与传统行为体并重（Furlan 2021, p.68）。另类冲突三角模型基于：（1）矛盾（2）关系（3）行为（NATO 2022, p.3）。矛盾源于行为体间对立信念与目标；关系反映基于情感、判断与利益形成的认知；行为是关系与认知的产物，驱动行为体应对冲突的行动。此模型展示任一要素均可加剧对抗双方紧张局势。

在此演进的安全语境下，MDO为应对快速变化作战环境挑战提供框架。敏捷适应与多元能力同步构成达成战略目标的核心要素。MDO框架内军民要素整合，赋能更全面主动的安全挑战应对路径，提升不确定性及战略竞争环境中的作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