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从中心到去中心市场结构的分析(上篇)

2018 年 6 月 20 日 百度公共政策研究院

百度金融政策研究院

特邀作:赵鹞


作者系北京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独立研究思考的成果,旨在促进学术交流,不代表作者单位及本公众号的立场和观点。


【摘要】本文提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政策构想,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分析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在绝对市场份额、相对市场份额与去中心三种市场结构以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本文分析市场结构对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公共政策目标的影响。本文认为每一种市场结构都有优劣,去中心的市场结构可能并不像直觉判断的那样有明显优势。本文为后续的政策取向与考量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零售支付、市场结构、中心化、去中心化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推动金融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形成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金融科技(Fintech),金融服务市场分工日益细化,竞争日益多元化。支付服务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支付的交易、清算和结算三个环节均出现了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和多种多样的支付创新。早前的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使各种支付交易突破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了货币债权的在途风险,缩短了交易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强了金融体系资金的运用能力和流动性,发展中的金融科技正在赋予支付新的创新动能,冲撞着既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势必再平衡支付服务市场的竞争与监管格局。


事实上,“再平衡”是因互联网巨头与大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涌入非银行支付领域,尽管带来了市场创新活力,但这种创新缺乏行业内部的协作,本质上是以其系统封闭性与市场分割为代价,进而客观上导致非银行支付对银行支付的体系分野。因此,笔者认为全球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目标的也一样,即中央银行要在顶层设计上,以市场与产业协作的方式实现三个政策目标:一是提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特别是银行部门的快速支付服务;二是鼓励、引导终端用户使用创新的支付技术与产品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三是协调银行支付与非银行支付体系的各方利益,解决支付服务市场分割与体系分野,推动市场重回体系化与完整性,实现国家支付清算体系跨越式发展。


笔者提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命题。所谓国家快速支付体系,是指在国家层面整合、转换与发展现存的快速支付系统以面向境内外终端用户提供普适(ubiquity)、安全(safety)与高效(efficiency)的支付清算服务以及所涉及的法律政策、基础设施与市场创新。[1]


本文深化“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主题,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分析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的变化及其影响。核心问题是在构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过程中涉及的市场发展、竞争与监管。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了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是如何改变支付市场所适用的经济学理论的,以及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三部分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模型,即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相对市场份额模型与去中心模型,并探讨了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的关系;第四部分考察了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模型如何影响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的公共政策目标;第五部分是结语与展望。


二、相关支付与经济学理论


支付的核心问题就是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通过支付方式实现需求匹配(Coordination of Demands),更一般的,收付款人(以下统称终端用户)的支付行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资产或资产的求偿权在终端用户间的转移;二是与此相关的流程、义务与权利。


从传统意义上看,政府通过提供法定货币发行、流通、服务并形成体系以解决支付中的需求匹配问题,如现金就是具有无限法偿的支付工具,能够满足终端用户的各种支付需求。但现金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效率与安全方面的劣势是明显的。从现代意义上看,电子支付平台,如自动清算所(ACH)和支付卡克服了现金支付的弊端,并通过多样的支付工具及对应的清结算模式与流程解决了需求匹配问题。相关制度、技术与法律安排使得电子支付平台在支付体系中至为关键,直接影响了支付体系的安全、效率、稳定与运营成本,作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全球主要国家致力于发展新型的、快速的支付方式,支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更为聚焦,并且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近年来全球零售支付市场发生的主要变化---实时支付(Real-time Payments)或近实时支付(Near-real-time Payments)等快速支付方式已经成为支付市场创新的主流。[2]


(一)快速支付的基本概念


“快速支付”是指在7*24小时运营服务基础上从付款人的支付信息传输到收款人得到最终资金[3]是实时或近实时。即收款人实时收到付款人支付的提示信息(如短信通知)但并不保证资金已经到账的支付服务不属于快速支付。在此技术基础上,“快速支付系统”是快速支付和与快速支付有关的清结算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相关政策讨论侧重监管政策的创新。与传统支付系统不同的是,快速支付系统是跨账户机构[4](PSP)清结算,重点是清算制度安排的创新[5]。快速支付中付款人的账户机构在实时结算时要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成本,因为快速支付不同于传统支付,完成跨账户机构结算的时点一般在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之后,而不是之前。


正如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关于全球快速支付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各国发展的快速支付仍旧是要解决零售支付(平台)中的两个局限性:一是支付速度;二是支付服务的可获得性(Service Availability)[6]本文认为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微观机制是市场结构,即市场中企业的数量、类型与竞争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定价与产量。其中,所有制结构与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密切相关。典型的是支付卡网络(或称卡组织)和自动清算所,一般而言是单一机构或多个机构形成联合体拥有和实施终端到终端的控制,同时支付卡网络强调建立与贯彻统一的支付卡平台的运营规则(Operating Rules),而自动清算所的运营规则一般由单一机构(监管部门或者自动清算所的控制人)建立与维护。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未来的快速支付产业将体现更为分散的所有制结构与更为专业化的分工。因此,对支付产业的传统理论认识将被技术的快速进步所更新,使未来的市场结构与制度安排不同于现有范式。


(二)传统支付的经济学


众所周知,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与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是传统的支付服务的两个显著特征,都对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限制市场竞争并滋生较强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1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发生于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随产量递减,很明显,传统的支付平台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呈现明显的规模经济。这些固定成本体现在高昂的通信、大型主机等信息科技投入以满足支付服务提供商对基础设施的需要。理论上,固定成本成为市场中新进入者的进入障碍(Barriers to Entry),享有规模经济的企业会形成自然垄断,当然,随着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固定成本将被转换为可变成本,那么这种进入障碍可能消失,享有自然垄断地位的企业将会丧失垄断能力。全球的支付行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使得那些大型的、重要的、居于中心地位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日益式微,甚至消亡。

2


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发生于企业的生产中,生产多个产品/服务时的平均成本比只生产任何一个产品/服务的还要低。由于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与业务系统能够处理(或升级)多种支付业务(包括清算)以及增值金融服务,因此支付服务有着范围经济。另外,支付服务提供商及支付清算平台[7]还可以将服务扩大到新的支付类型,支付服务提供商因此能为其终端用户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也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享有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


3

网络效应


支付服务具有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即支付服务的价值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而非线性增长(比如平方项)。这具有两类网络效应:一类是直接网络效应(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终端用户的规模越大,支付(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另一类是间接网络效应(In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支付服务的可用性能够提升互补品的价值,如更好的软件服务,更多的支付功能等,同时互补品的价值提升反过来能够促进支付(平台)价值的提升。对于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典型的如卡组织,其价值取决于持卡人与商户,持卡人越多,受理商户就多,反过来,受理商户越多,持卡人也越多,因而其平台价值快速增长。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一样,网络效应也是市场新进入者的主要障碍。


与支付服务网络效应相关的还有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和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所谓转换成本,是指(终端)用户放弃使用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转而使用其他类似产品/服务时产生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如解除合约、签订新的合约产生的注册费用等)。产品差异化是指为满足终端用户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支付服务提供商有针对性的提供细分产品/服务,特别是当终端用户对价格不敏感时。产品差异化使得产品/服务难以被替代,减少来自市场价格的竞争压力,因此,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也会加强支付(平台)的市场势力。可见,以上多个经济特征使得传统的支付(平台)的数量不会太多,但单体规模都很大。


同时,以卡组织为例,不仅向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发卡、受理服务,而且提供转接清算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范围经济,使得以卡组织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成为最有效率的商业模式,同时使得卡组织对产业上下游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为卡组织开展垂直整合提供了可能,增强了卡组织在(卡)支付流程中的协调能力,解决了支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然而,这样的市场结构使得卡组织不可避免的成为垄断者,产品/服务定价与业务/技术标准是核心利益。


(三)技术创新带来的改变


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可能消减上述“传统”的经济因素并带来支付市场结构的改变。技术创新可能削弱规模经济。例如,技术创新会降低固定成本投入,如大型机集群逐步被X86小型机或者云计算替代,这使得分布式账簿技术(Distributed LedgerTechnologies,DLT)将取代中心化信息处理系统,降低信息安全成本投入,缓解单一支付(平台)清算与对账的压力。另外,实时或拟实时的快速支付则不需要那些传统的清算功能,如批处理和多边轧差服务,这抑制了范围经济。


诸如此类的技术创新将引起快速支付服务市场的制度性改变,与前述传统支付服务市场有着日益明显的差异。


  • 一是不再完全依赖范围经济的快速支付(平台)可以在支付行业细分与专业化分工上实现更多创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支付业务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有专业化的企业参与,这无疑使得支付(平台)从金融业机构向金融科技,甚至纯粹的科技服务转型,最后导致传统的大型支付(平台)被技术创新所解构。例如,未来会有账户服务商提供结算服务,也会有清算机构提供清算支持,还会有数据平台提供记账功能。


  • 二是规模经济对支付(平台)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这意味着单一主体对支付产业的控制力相应减弱,甚至消亡。又如,快速支付的账户服务提供商共同遵守业务规则与技术标准,可以不再依赖一个中心化的处理流程就能实现清算数据的交互与处理,继而进行跨机构的资金转移。当然,技术创新只是支付服务市场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还要考虑支付产业内部的协调和政府监管的取向,即行业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同样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移动支付已深刻影响客户的交易习惯,支付信息的外延不断扩大,移动支付日益成为相关行业主体和资本争夺的热点领域,推动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跨行业渗透日益深化。在此背景下,零售支付市场出现了“聚合支付”(Aggregate Payments)等专注于支付信息转接的新业态、新主体,支付市场的网络效应明显。可见,在技术创新的强大驱动下,即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重要性趋弱,但支撑传统支付(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对于快速支付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强。


如传统支付(平台)被解构后,仍然需要一个主体去协调被“拉长”的支付处理链条中的众多各类型的参与者,组织提供账户服务功能、清算功能、结算功能、记账功能及面向终端用户的服务商的生产活动,并将每个节点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8]这种协调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只是不再由单一的中心化的机构垂直整合,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协调作用。另外,转换成本、产品差异化将对账户服务提供商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如何在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支付服务市场中赢得终端用户的青睐决定着这类市场主体能否生存和发展,市场竞争的活力因此被逐渐释放出来,但不可否认,仍旧会有部分市场主体拥有市场势力,但已非往日那样强大。


三、市场结构分析


理论上,市场结构有三种模型。一是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只有一个快速支付平台拥有绝对的市场份额,而其他的竞争者(比如式微的传统支付平台)的市场份额可以忽略不计。二是相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有限数量的快速支付平台,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均不足以产生绝对的市场势力(小于1/3),同时,至少任何两个平台的市场份额之和占据绝对市场份额[9]三是去中心模型(Decentralized Model),这不同于完全竞争模型,因为金融科技等技术进步对支付(平台)的解构产生了丰富的细分行业与专业化分工,同时产品差异化使得市场参与者是异质的(Heterogeneity)。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尽管技术创新分解了传统的大型支付平台,但市场结构仍会因众多“小”支付平台的联合(Consolidation)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变,因而市场结构是动态的,因此下面的讨论都是市场的长期均衡(Long-run Equilibrium)结果。例如,在垄断者模型中,居垄断地位的支付平台出于利润最大化所执行的定价策略,如在运营早期执行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以形成网络效应,但在后期或者说长期定价策略仍是垄断定价,因此,为了简化,笔者只讨论长期的情况。


二是绝对的市场份额并不一定产生市场势力。事实上,如果快速支付与其他的支付方式,如自动清算所和卡组织所提供的支付方式是近似替代品(Close Substitutes),比如非银行支付与银行支付对于个人零售支付而言是替代品,但非银行支付不能用于大额的对公支付,所以非银行支付相对于银行支付是近似替代,那么即使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非银行支付的市场势力也是受限的。


进一步,如果快速支付市场的进入障碍不足以挡住新进入者(如传统支付升级为快速支付),那么在位者的市场势力仍旧是有限的。相反,如果快速支付(平台)与传统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之间的替代性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就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


更进一步,即使存在近似替代性,如果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同样提供相对于快速支付的替代品,那么其也拥有可观的市场势力。例如,反过来,传统支付(平台)用传统产品/服务的收入补贴新的产品/服务市场,特别是在快速支付发展早期,传统支付是拥有市场势力的。另外,通过传统的商业模式去占领新的市场(因近似替代性),传统支付(平台)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有动机去破坏市场所欢迎的快速支付的进入,如采取歧视性定价、捆绑销售、撇脂战略或其他有损于终端用户的策略行为。


参考文章:

[1]关于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论述,请具体参见:赵鹞,国家快速支付体系:银行与非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

[2]这里所谓实时支付是指24/7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final funds)不超过1分钟;近实时支付是指接近于24/7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不超过1小时的支付。

[3]所谓最终资金(finalfunds)是指收款人无条件并不可撤销的使用付款人向收款人支付的资金。

[4]CPMI在报告中认为,在支付服务市场中的账户机构包括提供银行账户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提供支付账户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同时,支付服务提供商(PSP)也可能是账户机构,下同。

[5]现在,快速支付系统的清结算原型仍是实时全额结算(RTGS)与延时轧差净额结算(DNS)并发展出一些微调的模式。

[6]CPMI于2016年底发布了报告《快速支付---提升零售支付速度与可获得性》,首次对快速支付(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

[7]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支付服务提供商及为其提供支付网络接入、转接和(或)清算服务的支付清算平台统称称“支付(平台)”。

[8]尽管我们不能照搬比特币的模式,但其综合运用数学算法与经济杠杆实现公共的算力功能(“挖矿”)、记账功能、转账功能、账户服务功能(“钱包”)等各参与节点的激励相容的尝试有一定的启发性。

[9]现在我国的零售支付服务市场符合寡头竞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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