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环境正日趋复杂化。快速发展的技术赋能了更多类型的行为体,加之全球媒体即时传播效应,使得参与者数量与类别持续激增——此现象虽非全新议题,但现有情报体系仍未能有效应对21世纪的复合型安全挑战。本研究尝试通过将复杂性科学融入情报工作探寻解决路径。本导论章节分四部分阐述研究框架:首节解析情报工作与当前安全挑战的关联性;次节阐明研究目标及拟填补的知识空白;第三节提出核心问题陈述及配套研究问题;末节则通过章节概要及研究模型呈现整体结构。
俄乌战争凸显了情报工作的核心地位。2022年战争爆发前,美英情报机构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公开预警情报评估——这与法德情报部门遭遇突袭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情报任务的复杂性。此次战争展现出情报革新的空前强度:国家情报机构、私营企业、社交媒体个体及智库每日更新战线变化、人员装备损失和作战战术评估。开源情报已成主流民主化工具,无人机普及使侦察与目标定位能力延伸至基层单位,乌克兰政府更推出全民通报俄军动向的移动应用。俄乌战争印证了情报界共识:过去数十年间国际格局与军事行动环境已发生深刻变革。冷战两极体系演变为多极化世界,各类行为体与联盟竞逐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世界互联性显著增强。此进程的加速器是全球化:全球人流、物流、服务流与思想流空前活跃,并与以互联网、计算机和移动通信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深度交织。
上述动因的聚合效应导致工业时代式微。国际秩序正从基于规模化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体系,转向以信息占有交换为核心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以信息流通为命脉的情报体系却未能适应转型,其突出表现为21世纪初两起标志性情报失误:"9·11"恐袭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误判。两次失误均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最终演变为漫长血腥的反叛乱行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GWOT)表明:尽管变革动因多元,情报学界仍将非国家行为体崛起视为首要驱动因素。作为全球化的必然产物,GWOT使情报工作深度聚焦跨境叛乱、国际恐怖主义及有组织犯罪——这些文献中统称"跨国威胁"的群体具有"适应性""互联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与传统情报关注的静态国家行为体存在本质差异。然而俄乌战争证明,国家行为体仍是情报工作重点。现代威胁同时源自国家、非国家乃至个体行为体。
除物理空间外,此类威胁同样活跃于网络域及军事术语所称的"人文环境"。现代威胁采用混合战略,融合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在和平与战争间的灰色地带实施全球行动,将信息、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武器化并协同动能武力。高度互联的世界使行为体能通过行动与思想迅速产生全球影响。在多重互联动因驱动下,世界呈现深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乌克兰战争不过是最新例证。当代情报问题已非冷战时期的简单谜题,更似非结构化难题。但情报组织架构仍沿袭冷战模式未变。
近期情报失误表明,情报体系升级迫在眉睫。实现路径却更为复杂:既然现代威胁及整个安全环境具有复杂性,那么从上世纪创立至今基本未变的情报理论、组织形式与流程,其有效性何在?21世纪的情报工作应如何审视?本研究主张:以复杂适应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科学,为洞察行动环境威胁与情报组织变革提供了全新路径。此推论虽合乎逻辑,情报学研究迄今仍未吸纳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方法(见第4章)。矛盾在于:尽管学界普遍认同威胁与安全环境复杂性加剧,却未通过转向复杂性范式来推动情报体系适应新环境。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汲取复杂性科学洞见并应用于情报领域,下节将深入阐释此构想。
本研究旨在通过理论贡献(复杂性科学)与实证贡献(案例研究)推动情报学发展,并着重关注军事情报领域。据此提出以下核心问题陈述:
此处将情报体系升级目标表述为"情报转型"。需区分该概念与当前学界描述情报(必要)变革的常用术语:"改革/重组"和"革命"。第一类"改革/重组"常见于情报体系内部实践,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该国常在重大情报失误后启动情报界调查并实施调整,但实际效能提升存疑。哈蒙德指出:"尽管诸多情报界'改革'方案难以落实,组织结构调整却频繁实施(无论正确与否,因结构问题看似更易解决)"。此类改革通常仅是现有实体与架构的官僚体系重组。阿格雷尔补充道:"重大重组往往流于表面,人员未变仅组织结构图更新"。皮拉尔更直言:"要求美国情报界适应冷战后时代的呼吁已成无意义陈词滥调——重组冲动本质是环境噪声,而非有效适应机制"。
在官僚框架下推进的改革与重组属渐进式演进。与之相对,第二类改进路径主张对系统实施快速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学界持此革命论者虽属少数,但其声量催生出"情报事务革命"(RIA)术语,以此区别于数量庞大的改革重组研究。整体而言,情报体系反思呈高度碎片化。拉赫曼总结道:"研究焦点与方法差异显著。因情报事业具高度复杂性,多数研究仅聚焦局部领域,例如组织架构、分析流程、决策者-分析师关系、开源情报(OSINT)、秘密行动或信息技术角色等功能维度"。
本研究提出的"情报转型"区别于上述路径:既非渐进式改革重组(因其超越既有体系缓慢调整范畴),亦非暴力革命(因其质疑突变式变革的可行性)。据剑桥在线词典定义,转型系指"通过根本性改变事物或人之外观或特性以实现质变"。情报转型意味着构建全新范式,虽具革命性却摒弃暴力突变属性——时间维度并非转型本质要素。本研究同时认为情报体系各领域进化速度不均(如技术适应快于政治监督),第3章将详述各维度发展差异。
在坚持转型与革命创新性的前提下,本研究承认新范式的阐释需借助既有语言与概念体系。鉴于改革重组路径存有局限,本研究聚焦革命与转型之共性:追求系统性根本变革。
此外设定四个研究问题引导研究:
为解答核心问题,本文构建包含章节概要及研究模型的结构体系。该结构采用级联模型——各章节逐层递进,前一章节结论作为后章节研究基础。研究框架通过理论章节积累成形,继应用于案例研究,终以结论章节收束。
继本章导论后,第二章回应"情报转型现状如何?",聚焦情报周期、情报理论与情报范式三大转型核心维度。第三章着力解决"情报惯习如何演进?",通过借鉴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审视转型问题是否超越理论学术范畴。本章采用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莉娜·汉森(Lene Hansen)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进》(2009)提出的"五大驱动力"框架(大国政治、技术演进、重大事件、学术争论与制度化),对学术文献、专业报告与条令文件展开全面研究,以此规避转型讨论的碎片化局限。该框架及"情报惯习"概念释义详见第三章。
第四章旨在回应"复杂性科学与情报工作存在何种关联?"。首先梳理情报文献中的既有复杂性认知,进而衔接复杂性科学理论;同步考察战争复杂性研究及组织复杂性理论文献,构建复杂性科学与情报学的联结桥梁。第五章阐述案例研究的具体方法论。
第六、七、八章组成实证研究部分,对应"军事情报组织如何应对复杂作战环境?"之问。案例研究基于对"北约多国联合司令部东北部战区"(MNC NE)人员的结构化访谈,辅以非正式会谈、参与式观察、内部文件查阅及案头研究。末章通过提出"复杂性理论如何促进情报转型?"的解决方案,形成提升复杂环境下情报效能的建议。第九章反思研究过程并指明后续研究方向。
图1描绘本研究模型示意图:白色框体代表研究基础来源,蓝色框体标注章节序号及对应研究问题。